吴骁:关于武大校庆与武大天大校史若干问题 (part 2)

cai 贴于2003/12/03 12:42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1978年，武大校史组在编写校史时，曾提议将武大的前身重新追溯回方言学堂。1983年武大70周年校庆前夕出版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内部发行）一书，其“前言”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武汉大学……的前身是在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基础上，于1913年正式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书末附录的“武汉大学校名沿革一览表”，也将“自强学堂”、“方言学堂”列出，并以虚线形式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连接起来。而时任校长刘道玉则在70周年校庆大会（1983年11月15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武大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11月2日建立，校址在武昌东厂口（今湖北省教育学院）。再追溯远一些，武昌高师又是由张之洞、谭继洵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沿革而来。后来，相继改名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更名为武汉大学。”
80年代以来，海内外不少教育史学家和方志学家根据史料一致认为，自强学堂是我国近代开办最早的高等教育性质的高校之一，这些研究成果曾在《高等教育学》、《中国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简史》、《中国简明教育史》、《学府纪闻》等书籍中公开出版发行，有的还列出专章专节予以论述。而1992年出版的、由国家教委季啸风主编的《中国高校变迁》一书，则将武大的历史前身重新追溯到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由此可见，并不是只有武大本校的专家学者才认为自强学堂是今日武汉大学最早的历史前身，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成了共识。武大在90年代初将自己的建校年代确定在1893年，实为“正本清源”之举，是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左”的错误的一次“拨乱反正”。这一更动，标志着武大的校史研究朝着逐渐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良好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同时，这一更动也绝不能说明武大人为了某种目的（如觉得自己的历史越悠久越好）而要刻意地、人为地“拉长”自己的校史。如果武大人真要这么做，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武大的建校年代再往前推移几年。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德昭教授所著《清代科举制度》一书，就认为1890年创办的两湖书院是武大的前身，而前国立武汉大学数学系曾昭安教授则认为武大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开办更早的江汉书院（明代即已开办，1853年被毁，1862年重建）。但是，武大校方长期以来都没有认可这些说法，而是最终认定自强学堂为自己的最早前身，这种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本身就是严肃而客观的。

总而言之，既然从武昌高师到国立武汉大学、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结束之初的武汉大学，其历任领导和广大师生都无一例外地将方言学堂视为自己学校的前身，显然是有充分的历史和事实根据的。1955年武大将自己的校史“缩水”20年，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学术目的，其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而90年代初武大又在自己的校史上重新补回这20年，则是在经过了校内外甚至海内外教育史专家的充分考证的基础上确立的，充分地体现了严谨的学术精神，绝非50年代中后期“政治挂帅”主导下的所谓“学术研究”所能比拟。

关于湖北自强学堂的历史性质和地位问题

武汉大学虽然最终将自己的建校年代定在1893年，比所谓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天津大学还要早两年，但武大从未公开声称自己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对于自己最早的历史前身——湖北自强学堂，武大的校史专家们有着自己具体而清晰的历史定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

对于自强学堂来说，“新式高等专门学堂”的性质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自强学堂开办的宗旨，是要培养出能够“通殊方之学，察邻国之政”、“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的高级专门人才，如果自强学堂没有高等学堂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的。其次，从自强学堂的体制来看，它从一开办起便一改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专门”的旧习，仿照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全国各学堂中率先实行分门（科）教学、按斋（班）授课的体制，开风气之先，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此后许多学堂“均仿自强学堂成法”，进行分科教学。这一突出特点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学堂，受到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的极力推崇，1896年6月12日，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在京师设大学堂、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的建议，他认为湖北自强学堂与各同文馆、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一样，“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皆有”，同时还认为，“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在他看来，自强学堂分科教学的做法，是当时包括京师同文馆甚至即将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一切学堂都应该仿效的对象。因此，自强学堂对于推广分科教学这一开风气之先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第三，从自强学堂的师资队伍来看，10名汉教习多为当时的知名学者，有3位还是出国留学归来的“海龟派”，著名国学大师和英国文学专家辜鸿铭曾在此教授英语，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及其胞弟华世芳曾在此任教多年，自强学堂还曾将其教学研究成果刊印成《算草从存》；而8名洋教习则均有较高学历和较多著述，其中骆丙生（H. H. Robinson）还是牛津大学硕士。由此可见，自强学堂的教师完全达到了大学教师的水平。第四，从自强学堂毕业生的去向来看，他们大多被派往全国各省的学堂担任教师、翻译，或是“办理厂局商务各事”等，其中还很快就涌现出了不少历史学家、法学家、外交家和革命志士等，完全体现了一个高等学府毕业生的水平。第五，根据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于1904年1月上奏并很快得到清政府认可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相关文件的规定，湖北自强学堂以及改名后的湖北方言学堂正是“五年毕业，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而所学系交涉事务”的“外省方言学堂”。第六，自强学堂办学水平与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和后世历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继李端棻、梁启超等人之后，《清史稿》也指出：“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也就是说，在京师之外，办得最好的学校就是自强学堂和南洋公学了，换句话来说，早在110年前，自强学堂就已经是“中西部最好”的学府了！总之，自强学堂虽从未冠以“高等学堂”或“大学堂”之名，但在实质上已初步具备高等教育的性质。
之所以要在“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前面加上一条“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修饰语，则正是为了说明自强学堂在这一方面与以往的一些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在这一方面的重大区别。在自强学堂诞生前开办的其它学堂中，洋教习通常拥有很大的权力，甚至往往在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学校的行政权。而自强学堂从一开办起就不是这样的，从总办到教习均以华人为主，即使后来也延聘了很多洋教习，但仍受华人管理，实际权力因受很大约束而显得极为有限。不仅如此，自强学堂还规定学生不准吸洋烟，毕业后不得为洋人做事，否则追赔学费。如此种种，充分体现出自强学堂系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创办和管理的特性。

退一万步讲，即使武大的前身自强学堂不能算作是“高等学校”，那也并不妨碍武大将其开办年份作为建校年代，因为这也是符合国际通例的。仅以世界最高学府——哈佛大学为例，1638年哈佛大学最早的前身——“剑桥学院”（1639年改称“哈佛学院”）正式开学上课时，全校只有一名教师、一个“校院”、一所作为“教室”的木板房子和四名学生，全部“课程”只有“神学”（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哈佛大学”条释文）；直到1780年，已拥有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才升格为哈佛“大学”，甚至到1817年才完全达到必须“拥有至少3个学院”这一获得“大学”名称的基本标准。但是，哈佛大学的校史却并不是从它成为“大学”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甚至都不是从它1638年正式开学，而是从1636年它获得捐赠之日开始算起的，比该“校院”开学还早了两年！然而，哈佛大学的建校年代也还是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与尊重。另外，美国还有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高等学府也有这样的情况，在此不再赘述。

就国内通例而言，很多大学在计算校史时，作为其起始点的学校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如清华大学最早的前身——清华学堂，是用“庚款”的退还部分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浙江大学最早的前身——求是书院，是一所“当时学制未定”、“尚存书院旧习”的学堂，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分别作为两校确定建校年代的起点。现代高校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较长的高校，其前身（尤其是最早的前身）往往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体制不完备，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因此而否定它是现代高校的前身，将其排除在校史之外，那就是典型的割断历史。武大校史从自强学堂开办之日算起，不过是遵循了国内外早已公认的合理通例而已。更何况自强学堂的办学宗旨和实际水平已与高等学府相当，对推广新式高等学堂又起过带头作用，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以其作为武大校史的起始点就更是合情合理的了。（本段文字参见《武汉大学百年校史考》一文）

而对于武大110年校史心存疑虑的天大学生和交大学生，却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母校最早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亦名北洋西学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学校，它们是不是真的就比湖北自强学堂明显高出一筹了呢？！下面，就让我们将自强学堂与中西学堂以及其它类似学校的性质进行一番简单的对比，看看中西学堂究竟是不是所谓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对天津大学“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提法的质疑

天津大学既然总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相标榜，那么我们首先就得弄清楚，什么才能叫做真正的“大学”？“大学”的概念，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但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出发，还是能得到一些明确的界定的。

狭义上的“大学”，只能也必然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这也是“大学”一词的英文名——University（意即“广博的、无所不包的”等）的题中应有之意。按照这个严格的标准，不止是中西学堂，即使是它后继的北洋大学，也不能被称作“大学”。天大官方的校史称，“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一开创就是名符其实的大学，并以高水平的新式大学出现。创办之始就援照美国模式办学，在功课设置、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方法上，全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创办之时，头等学堂设专门学（即科系）四门：工程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学堂增设铁路专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设铁路学堂”。事实上，按照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只有那些拥有至少3个学院的联合体，才有资格称为“大学”，而后来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延续了这个传统，天大既然自称自己的前身西学学堂是“援照美国模式办学”，就应遵循这一原则。而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学学堂的专业设置仅有工学和社会科学（尚无人文学科，即使社会科学也仅有法学一门），这如何能算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大学？就连从未被任何人（包括武大人自己在内，毕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冠以“大学”之名的湖北自强学堂，也拥有人文（国文、方言）、社科（商务）、理学（算学、格致、化学）、工学（矿务）等学科，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学校岂不比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学校更有资格被冠以“大学”之名？！既然学科门类更为齐全的自强学堂都不能算作是“大学”，西学学堂又怎可被视为“名符其实的大学”？！

事实上，中国的高等教育真正完全地实现对于美国模式的照搬与移植，那已经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事情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追步美国，相继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等，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作出规定：大学可设置文、理、法、师范、农、工、商、医八类学院，具备3个以上学院才能称为大学，而且3个学院中必须有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不满3个学院称为独立学院。于是，根据上述规定，自1917年起便已开始“专办工科”的原“国立北洋大学”，因学科门类单一，于是在1928年国民政府在教育上试行大学区制时被“降格”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1929年大学区制废止后又称为“国立北洋工学院”，1938年又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1946年，由于“北洋广大师生和各地校友提出了恢复国立北洋大学的强烈要求”，教育部才正式下令恢复了“国立北洋大学”的“光荣”称号，但此时北洋大学也只设有理、工两个学院，在事实上仍然没能达到教育部关于“具备3个以上学院才能称为大学”之规定的硬性要求。解放后的天津大学，长期以来也只有工科一个大的学科门类，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天大才逐步增设了文、理等学科，逐渐向多科性大学发展，终于有点“University”的样子了，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严格的、狭义上的“University”的标准来定义“大学”之称号的话，那么，综观天津大学的百年校史的话，不仅其最早的前身——西学学堂不能算作“大学”，就连天大整个的100多年的历史上也没有多少年份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学”。就全国范围而言，创办之初的京师大学堂严格地说也不能算作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直到其于1910年正式创设“分科大学”，才多少有了些“University”的影子，但也仅仅只是一个“雏形”而已。总而言之，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完全现代意义上的“University”，并不属于晚清，而是到了民国才得以真正出现，那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经蔡元培改造过的北京大学。对于这一点，不仅湖北自强学堂、北洋西学学堂没有资格去抢，就连北大自己的历史前身——京师大学堂也无法戴上这顶沉重的头衔。

话又说回来，即使我们用宽泛的、广义上的标准来界定“大学”的话，“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也绝对轮不到天津大学（西学学堂）。广义上的“大学”，除了“University”之外，自然也包括“College”，甚至包括大专在内，只要具备高等教育性质即可。按照这个宽泛的标准，如果西学学堂能够算作是“大学”，那么，凭什么说自强学堂不是“大学”？！西学学堂采用的是分科教学的模式，自强学堂也是如此，而且还在它之前，同时学科门类也更为齐全，更有综合性学府的味道；西学学堂的创办，是由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绍奏上《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然后得到光绪帝御笔钦准的，而自强学堂则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直接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而创办的，同样得到了光绪的朱批。不同的是，天大以光绪准奏的那一天作为校庆日，而武大则是以张之洞上奏当天作为校庆日；盛宣怀创办中西学堂的指导思想是“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其实，类似的思想，张之洞老早就提出过了，这里信手拈来几句：“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张之洞将其拟设的方言、商务学堂命名为“自强学堂”，正体现了这一教育思想。由于自强学堂开办在前，很难说盛宣怀创办中西学堂的教育主张没有受到张之洞的影响，甚至照搬照抄也不无可能。当然，笔者也不是说自强学堂就是狭义上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了，“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来人”，自强学堂也绝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最早的开创者。如果说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一些早期外语学堂尚不足以具备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与北洋武备学堂等学校，大概就基本上可以称作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高等学校”了。不过，在笔者看来，武大虽算不上是中国“第一所大学”，但绝对可以说是中国现存的大学中历史最悠久者！

也许，天大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最大的凭证，就是自己保存有所谓的“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了，而且还是“钦字第一号”。不过，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学校的“大学”性质还没能得到证实的前提下，文凭又何其能成为“大学文凭”？时间早、保存好并不能说明问题，从京师同文馆到自强学堂，难道这些学校都没有发过文凭吗？你的文凭能叫“大学文凭”，凭什么人家的不能叫？虽说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发现比王宠惠的文凭年代更早的文凭，但这只能说明天大的档案工作做得比较好而已，并不能否认在此之前其它学堂毕业文凭的历史存在，更不能据此就简单地断定，这就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了！

“钦字第一号”也不能充作证据，顶多只能说明皇帝老子比较重视你而已，但政治地位跟学校性质完全是两码事。另外，当我们比较一下1899年北洋大学堂的文凭与1910年湖北方言学堂的文凭时就能发现，前者是以专才教育为主，后者则是以通识教育为主，哪一位学生的课程学习更接近于“University”之本意，岂不是不言自明？！

1934年，著名的开明书店曾出版了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所编写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一书，该书在回顾清末的高等教育情况时，曾将全国的各类学堂分为七个层次，其中最高的第七个层次只列有“京师大学堂”一所学校，而在第六个层次——“含有专门性质之学堂”的表格中，同时列有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湖北自强学堂。由此可见，在30年代的教育史家们看来，19世纪末的自强学堂与中西学堂、南洋公学是处于同一档次的学府。由于相隔年代并不遥远，大致属于“现代史”的范畴，故其判断应该是相当准确的。总之，天津大学如果能算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对人对己采取双重标准。首先，用“University”的标准将建校年代早于西学学堂的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直至湖北自强学堂一并排除在“大学”的门槛之外，然后对自己使用“College”的标准从而最终使西学学堂荣膺“第一所大学”之名！

天大与武大：“传统”友谊虽逝，“虚名”之争当除！

客观地说，在30年代以前，天大的地位长期以来都略高于武大。但进入30年代后，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上改组的“国立武汉大学”全新登场，发展迅猛，很快便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列，而此时的天大，却由“大学”沦落到“学院”。不过，两校数十年来的历史联系倒是非常有意思的。1929年正式上任的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就是北洋大学的肄业生，他于1911年考入北洋大学采矿学系学习，但武昌起义很快就爆发了，于是他便辍学南归，参加辛亥革命。另外，1982－1986年任天津大学校长的史绍熙，曾在1944年任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讲师。在解放前的一些学生运动中，天大与武大的学生也曾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并肩作战。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天大曾抽调水利系农田水利及土壤改良专业至武汉水利学院，抽调土木工程系测量专业至武汉测绘学院，现在武水与武测都已并入武大，这两个专业也可以视为天大对武大的贡献吧。由此可见，天大与武大的关系虽远不及北大与武大那般亲密，但在历史上也有着一定的渊源和较强的友好关系。

然而，遗憾的是，自从武大于1993年举办百年校庆之后，天大校方便开始对武大心存不满，这从天大对武大百年校庆“冷冰冰”的贺电中就能看出来；而自从世纪之交互联网在中国普及后，天大的学生和校友们更是在网上从不间断地对武大的校史进行质疑和讨伐，而且出于善意的还真不多见。究其原因，无非是部分天大人认为武大所确定的建校年代比天大早两年，从而触犯了天大“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荣誉”；尽管武大人（包括校方在内）从未公开声称武大才是中国“第一所大学”，而只是强调“前身”一说，更没有公开否认天大“第一所大学”的称号，但部分天大人就是不依不饶，继续对武大1993年的百年校庆和2003年的110周年校庆进行热潮冷讽，似乎武大只有把建校年代推到天大之后他们才会满意。在笔者看来，两校学生和校友今日在网络上的关系之紧张，完全是由天大人首先挑起的。

作为旁观者，大家也许可以看到，对于武大人而言，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只是如何把自己学校的历史弄清楚，说明白，而不是去跟别的学校争什么虚名。事实上，在对武大校史有所了解的武大人当中，虽然多数人都赞同目前的以1893年作为建校年代的主流观点，但一直以来都有少数人坚持认为武大校史应该从1913年算起，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就如笔者的某位99级人文班的好友，就一贯坚持“1913年说”而强烈反对“1893年说”，在其毕业前，我就和他发生过争论，但终因各自所掌握的史料均不足以驳倒对方而没能达成共识。不过，尽管如此，大家争论的最终目的，说到底也还是出于对学校历史的充分关心、尊重和负责任。另一方面，武大人又比较内敛，不好张扬，对于天大“第一所大学”的名头，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愿与之相争，像笔者这样公开表示质疑的，实属罕见（本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反观部分天大人的言论，他们对于校方对自己学校“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历史定位，往往是“深信不疑”（也不知道他们是在经过略作考证和比较之后的谨慎确认呢，还是出于盲目爱校热情的“欣然接受”），同时还容不得并未公开挑战其“第一所大学”地位的武大先于他们两年举行百年庆典，尽管武大人始终没有对这个“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表示出更多的诘难，但仍然逃不脱被他们嘲讽甚至辱骂的遭遇。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天津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我们武大的校训中也有“求是”二字，但是究竟哪所学校的学子在网络纷争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求是”精神呢？我想，这从两校人在处理爱校“情感”与尊重“事理”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上，就能看出个大概了。

说了这么多，也该总结一下我最后的观点了。第一，个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发源于洋务自强运动之中，中国最早的高等学校，既不是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湖北自强学堂，也不是天津大学最早的前身——北洋西学学堂，具体是哪所（或者哪批）学校则有待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必定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对于这些问题，大家理应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应动辄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校际”攻击；第二，我认为武大将1893年确定为建校年代，并据此举行百年校庆乃至110周年校庆是比较合理的，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争议，但这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绝不应上纲上线般地贸然提升到道德的层面上，外校人在这一点上对武大的攻击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武大人都不会将武大封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如果天大人认为武大的建校年代比天大早两年即意味着武大要跟他们争抢“第一所大学”的地位的话，武大人对于这一过敏想法也无话可说；第四，武大人对自己学校历史溯源问题的争论完全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我很高兴能有外校的朋友参与对于武大校史的探讨，但对借机无理取闹甚至恶意攻击者将嗤之以鼻；第五，本人并不认同天津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说法，在对天大人始终坚持这种观点表示“善意的理解”（我相信多数武大人都会是这种态度）的前提下，保留自己的意见；第六，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天大过于看重“第一所大学”的称号、甚至由此而对武大校史心生不满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些东西说白了都是些“虚名”，更何况自己也未必就能毫无争议地争取到。历史的“名份”和辉煌固然重要，但已经逝去的东西对于自己来说，不过是只能作出判断（且不问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能有多大的实际价值）而不能加以完全把握的东西，今天和明天的发展才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将来的历史要靠今天的努力来书写。我衷心希望天大人与武大人能够在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就历史问题取得和解，携手并进，共创辉煌，使各自的学校都能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为国家的发展多做贡献，这岂不是比死死地抱住那个历史上也许是子虚乌有的“第一”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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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狡辩！！！！ --- 纯属狡辩！！！！ 2005/03/27 19:22 (1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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