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篇写桂医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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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篇写桂医师的

SYX 贴于2004/11/04 13:14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桂希恩—医生的楷模病人心中的“白求恩”
桂希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组成员，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医学院艾滋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1960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曾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工作了十六年，并先后两次赴美深造。
致力于血吸虫病、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四十余年，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病人极端热忱，面对凶险的传染病，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心中始终装着病人的疾苦，他献给病人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还带给病人心灵的慰藉，生存的希望。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为病人服务之中，先后荣获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人员、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4年4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授予桂希恩教授“杰出贡献奖”。并颁发奖金一万元。
桂希恩，一名普通的感染科医生，凭着一个医生的良知和高度的责任心，冲破层层阻力，发现了中国第一个“艾滋病村”，从此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拉响了艾滋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的警报。凭着自己的顽强毅力和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他数十次下到艾滋病高发区进行调查研究，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因为他的奔走呼吁，因为他的宣传号召，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对艾滋病的高度重视，唤醒了老百姓对艾滋病的认识，从对艾滋病人的恐惧、歧视到关心艾滋病、认识艾滋病、关爱艾滋病人。他为中国人民所了解，更为世界同行所敬佩。2004年2月28日，瑞士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来到湖北省武汉市，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奖励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2004年5月29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记者也对这位处事低调、充满睿智的教授进行了专访。
2004年6月11日上午10点40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桂希恩教授家,看望这位防治艾滋病的勇士，对其抗艾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与他交流了有关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到一位普通教授家慰问，使人们对桂希恩和他所从事的艾滋病事业更加关注了。

一名普通医生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

1999年夏天，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医生告诉桂希恩，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而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看一看”。
　　1999年6月，在一位当地医生的带领下，他第一次来到了文楼村，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他抽取了11份血样带回了武汉，经过化验有10份血样HIV（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这个结果令这位毕生心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疾苦的专家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的政府和卫生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两个多月过去了，他失望了。于是他再次进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竟有一半HIV呈阳性——这些人都卖过血，经过他的调查核实，血站非法采血交叉感染导致了艾滋病的流行，他的检测结果也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惊人的数字，沉痛的代价让这位花甲老人忍不住流泪了……
“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笔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信，把自己在文楼村的所见所闻一并寄了出去，很快，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就这样一位普通的医生发现了中国第一个“艾滋病村”，也从此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
在大家还没有充分认识艾滋病，在谈“艾“色变的年代，桂教授的行为无疑触动了当地一些人。被认为破坏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还通过我省有关部门找到医院领导，希望劝阻桂希恩不要管别省的事，在得到医院领导的支持后，桂希恩更坚定了前行的脚步。 “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将会更糟糕！”。为了他牵挂的病人，为了摸清疫情，四年来，他像一名“地下工作者”，总是利用节假日去文楼村调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不被感染，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他会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滋病患者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了他们的病情来回奔波劳累，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招待这位救命恩人，他们只能端碗水给他喝，而这时的桂希恩毫不犹豫地接过水仰脖就喝……

与五名艾滋病人同吃同住，用生命求证科学

2001年5月9日，程金、程雪梅、马强夫妇带着不到一岁的儿子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人，来的路费都是桂教授提供的。考虑到五位病人如果住进病房可能会吓跑其他的病人，医院将一栋闲置的旧房子安排给病人住，由于不理解，邻居们还是提出了强烈抗议。为让艾滋病患者享有同样的生命尊严，为了证明艾滋病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染，桂希恩毅然将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五天，还共用卫生间。一日三餐，桂希恩都与5位病人像一家人一样，在一张桌子上亲亲热热吃饭，桂希恩还不时为他们夹菜，让他们感觉如在自己家里一样。
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桂教授家里，他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有被感染的危险，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教授也从不让助手抽血。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桂教授不慎将抽过血的针头扎在了自己的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万幸的是，后来化验表明，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5位艾滋病人在武汉，因为桂教授的呼吁和媒体的帮助，也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在汉期间共收到捐款20577元，还有价值近10万元的药物。5位艾滋病人的到来，为该病的医学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
桂教授说，也许在有生之年他看不到解决艾滋病的方法，但他坚信一点：人类一定会战胜艾滋病。
在桂希恩教授等人的努力促成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2004年2月27日上午，桂希恩收到了文楼村村民程金的来信。在信中，这位患者兴奋地告诉他：“2003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村现在敞开了，什么人都可以来。4月1日后外国记者也可以进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来，给我们做些指导工作，告诉我们以后该怎么办……”看了这封信，桂教授心里暖暖的。他表示，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很频繁地去文楼村了，因为文楼村已从“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变成了“中国艾滋病关爱第一村”，是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得最好的村子。

对自己吝啬却对病人慷慨的“怪人”
　　
简单的几样旧家具，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5寸彩电，不但没有任何装修，由于是改造后的旧房子，墙上的油漆都新旧不同，而这就是桂教授的家。
人们很难相信这里住着两位知名的医学专家（桂教授的爱人是妇产科教授）。
　　在床头柜上有两张放大的照片格外醒目，一张是桂教授的全家福，照片上面足有几十人，各种肤色的人都有。与这张照片并排放着的，是一张同样大小的照
片，照片上是桂希恩与艾滋病患者程金父子的合影。
　　桂希恩教授的母亲是美国人，奶奶是法国人，女儿也在美国工作，许多亲戚都在国外，按常理他的生活应是十分富足的，然而一生节俭的桂希恩对待自己却到了“苛刻”的地步。由于忙于工作，馒头、方便面成了夫妻俩的主要食物。5位艾滋病人住进他家的第一天，他特地从餐馆买来“鱼香肉丝”等菜肴，桂教授说这是他在家中吃得最“奢侈”的一顿晚餐。
每次出差，桂教授都要随身带上一袋馒头，饿了就啃上几口。生怕多花一分钱。20世纪80年代初，定居于美国的亲戚送给桂希恩一台苹果牌电脑，那时电脑尚是稀罕物，价格昂贵，桂希恩将它放在了单位实验室，与大家“共享”。科室的两台崭新的电冰箱也是他捐献的，而他自己家用的却是一台陈旧的单开门小冰箱。在一些人眼里，桂希恩是一个十足的“怪人”。他参加艾滋病的调查防治，曾数十次去河南却从未找医院报销过路费。
　　对自己“吝啬”的桂希恩，对病人却十分慷慨。
　　桂希恩曾数十次下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检测，每确诊一位病人需600元，而这些费用均出自他自己的腰包——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当得知当地政府缺乏资金，他便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钱寄过去，“希望他们能为艾滋病人真正做些工作”。而他自己每次到河南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有时太晚了就寄宿在病人家里，碰上生活困难的病人他总要留下一点钱。说起来，凡是他接触过的艾滋病人，很少没有得到过他经济上的资助的。文楼村的老百姓已经把这位花甲老人敬作了救难的神，他们也将桂希恩称为“白求恩”。
　　艾滋病人程雪梅（化名）说：“我家两年收麦子的钱都是桂教授给的，一次50元，一次100元。”而他自己每次去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工作，为节省1.2元的车费，七八站路的距离他总是骑自行车前往。
程金在武汉治疗时，看桂教授竟无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十分难过。在离开武汉前，他特地将媒体捐献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教授的枕头底下，并在纸条上写下留言：“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用这表示对您的再次感谢……”
　　
呼吁社会关注艾滋病关心艾滋病人

科学已经证实：艾滋病毒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途径，正常接触根本不会传染。然而现在社会还有相当多的人视艾滋病如洪水猛兽，病人坐过的板凳不坐，病人种的菜不吃，病人种的西瓜卖不出去，这让桂希恩意识到更多的人岐视艾滋病人是缘于缺乏对艾滋病的了解，于是他一边对艾滋病人进行治疗，并从事相关的研究，一边又投入到对艾滋病的科普宣教当中，他制作了大量的宣传画、宣传册、多媒体资料、光盘等，到疫区、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劳教所、戒毒所宣讲，率“青春红丝带”大学生志愿者赴湖北省10个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与城乡居民面对面，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等知识。一次为了能让村民更深刻地学习到艾滋病知识，他认真准备幻灯片，带着笨重的幻灯机去乡村为村民讲课，而那一次他的腰痛旧疾发作了，尽管吃了止痛药，贴了药膏，但疼痛仍让桂老师无法弯腰，坐下和站起都十分困难。可是当他忍着疼痛忙碌了一天后，晚上继续在一片露天空地上为村民放映幻灯，讲解艾滋病的知识，解答村民的提问，工作至很晚。当得知许多村民通过这次宣传已了解了艾滋病的基本常识，他感到十分欣慰。在湖北省艾滋病防治骨干培训班上他带头吃艾滋病人种的西瓜，与病人握手、共用手机、还将小病人抱在怀里这已成为家常便饭。
作为一名医生，桂教授医术精湛是不言而喻的，而他对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将解决病人的疾苦作为自己责任的精神并不是所有医术精湛的医生能做到的。这种态度和精神使他能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节假日多次深入艾滋病流行区调查，在当地谱写了一篇篇动人佳话。有一次去看一名艾滋病人，在离病人家数百米，就听见病人因疼痛折磨而发出阵阵凄厉的哭喊。病人已被艾滋病折磨得瘦骨嶙峋，腰部、腹部和背部大片的带状疱疹让病人疼痛得无法安静。桂教授被这种悲惨的情景深深触动了，在得知没有止痛药后，他向家属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村医务所买药，六十多岁的桂教授在崎岖的田埂上往返40多分钟将买回的药亲自送到病人手中。
有位30岁的村民，其父母和哥嫂都因输血得了艾滋病，他也因手术失败导致右脚脚趾坏死丧失了劳动力，而且如果坏死脚趾不治疗，病情将继续恶化。但因坚信自己也有艾滋病，再加上家庭的贫困使他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他拒绝治疗和检查，漠视一切。桂教授主动到村医务所给他买了一些外用药和纱布，为他检查，换药，并劝说他接受检查和治疗，临走前给了他一些钱让他看病换药。回武汉后，发现该村民没有感染艾滋病，这让桂教授激动不已。立即给这位病人写了一封信并寄了500元钱让他到医院将坏死的脚趾切除。第二次见到那位村民时，他已做了手术。尽管留下残疾，但他已恢复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这一切都归功于桂教授的帮助。
桂教授经常说：“艾滋病人是一个弱势群体，更需要社会的关爱与帮助，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那些卖血的、输血的都是无辜的，那些儿童感染的也是无辜的，我希望整个社会都来关注艾滋病，关心艾滋病人，我们应该尽力去帮助他们！”
桂教授有500多位艾滋病朋友，他们会定期找桂教授拿药，寻求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而更多的病人是向这位亲人般慈祥的长者倾诉心中的恐惧和苦闷。是桂希恩给了这些病人生活的勇气和生存的希望。为了这些病人，一向低调、回避媒体的桂希恩也四处奔走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援助、支持，为艾滋病人捐药、为艾滋病孤儿捐款。目前桂教授接受了大量社会捐赠经费用于艾滋病研究和防治工作，为使艾滋孤儿不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他无偿资助200多位儿童走进学校。

降低湖北省血吸虫感染率桂希恩20年的追求

湖北省是全国闻名的血吸虫重疫区，为了防治血吸虫病，从80年代开始，桂希恩将该病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为解除血吸虫病人的痛苦，他的足迹遍及江陵县、阳新县、钟祥县的村村寨寨、沟沟坎坎，为消灭江陵县高兴村血吸虫病，他呕心沥血，硬是把这个村的血吸虫发病率由30%降到4%以内，达到了省内先进水平，他的研究课题《血吸虫病乙肝表面抗原间接血凝假阳性反映的研究》、血吸虫与脾免疫的研究》、《血吸虫病与病毒性肝炎的研究》也分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同时他还将这些血吸虫疫区办成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连续十年带领大学生到江陵县等血吸虫重疫区开展调查和防治工作，向村民宣传疾病的防治知识。每年暑假，与桂教授到疫区去是每个湖北医科大学实践队员的梦想。在疫区，桂希恩那深入浅出的现场教学方式、严谨的科学态度、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让学生们为之赞叹。
97年夏，桂希恩照常来到某村，他看到当地的唯一的一个水塔坏了，村民的生活用水都在有钉螺（血吸虫的传媒）的河中，桂希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得知当地政府缺乏维修经费，桂希恩主动提出拿出自己的个人一万元存款来修复水塔。一年以后，他再次来到该村，看到损坏的水塔依旧如故，村民怨声载道，在与村干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桂希恩回到武汉愤而向医院纪委投诉，希望能够通过组织将钱落到实处。此事这才为人所知晓。疫区的群众称他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当地镇干部说：“群众含泪接送桂教授的场面令人感动，这在当今是很少见的场面。”

永远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者

桂教授作为一名杰出的科研工作者和优秀的教师，工作认真和治学严谨是他的一贯作风，“可能”、“大概”、“好像”这类含糊不清的词在具体工作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要是不清楚，查证所有的资料也要弄个水落石出。无论是自己的还是研究生的文章，他都会反复修改。从文章的结构，数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词句的使用等等，有时研究生们会觉得为了查一个数据，忙了半天，即费时又费力，时有抱怨。但桂教授经常对他的研究生说，发表论文应该让读它的人有所收获，文章主题应该新颖，数据准确，结论清晰，观点明确，文章的结构层次要有条理，用词恰当。渐渐地学生们发现桂教授的这种作风让他们受益匪浅，也明白了一篇好文章的真正价值和意义。1988年桂教授开始招收研究生，20多名研究生的培养，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学生们也把这位严师叫作“最难对付的老师”。他多次带领研究生到艾滋病高发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带领学生深入疫区采集血样，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为了学生的安全，每次采集血样都由他一人亲自完成。对艾滋病的混合感染、艾滋病的母婴传播、儿童艾滋病、艾滋病的家庭内传播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我国是病毒性肝炎高发区，且丙型肝炎病毒（HCV）、乙型肝炎病毒（HBV）、庚型肝炎病毒（HGV）的传播途径与艾滋病病毒（HIV）相似。桂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在艾滋病的高发区HIV感染者常全并HCV、HGV感染；HIV合并HCV和/或HGV感染者可能干扰乙肝表面抗原（HBsAg）合成；合并HGV感染的HIV携带者无症状期延长，发病死亡延迟，提示HGV可能对感染者体内的HIV病毒复制和免疫破坏具有干扰作用。经过分析这几种病毒重叠感染时的相互影响，对今后制定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综合防治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桂教授是最早在农村开展大样本母婴传播调查的研究者之一，他在研究中发现，在艾滋病的高发区，母婴传播率高达38%，未对高危生育期妇女进行有效的HIV监测及咨询，未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是造成儿童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他建议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对策，对艾滋病高发区儿童组织筛查，针对艾滋病成人与儿童发病时间不同，早发现，早治疗，有效控制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保护艾滋病高发区妇女儿童的健康。他在河南艾滋病村的调查研究发现，艾滋病的传播有规律可循，夫妻一方因供血感染艾滋病，对方因夫妻关系也受传染的只占10%，如使用安全套，可将传播几率降低85%。说明密切接触不容易造成传染。在艾滋病流行区，9—23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均未感染艾滋病，这说明艾滋病传入艾滋病流行区的时间才8年，因此9岁以上的儿童出生时不会受到传染。而24岁以下的成年人却因8年前年龄小，又没卖过血，尽管他们的家庭成员受了感染，他们仍安然无事，这再次说明：同吃、同住及生活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
在武汉大学，桂教授已经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对象，他风趣幽默、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宽松活跃的课堂气氛深深吸引了学生，往往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们还围着他问这问那，久久不愿他离开。在本科生教学中，桂教授非常注重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他是学校最早使用幻灯机、开展多媒体教学的老师，通过尸体解剖进行传染病直观教学在学校是绝无仅有的。为了让学生有更直观的认识，他将艾滋病患者带进课堂，并且将每一年自己到疫区调查的病例和材料与学生分享。他连续十年带领本科生到湖北的血吸虫疫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在与居民联欢中，平易近人的桂教授还欢快地跳起俄罗斯舞蹈。近几年，桂教授又带领学生们奔赴艾滋病高发区开展“红丝带”行动，为艾滋病人送医送药，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在社会实践中，学生们被桂教授对待病人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深深感染，实践队员们说：“和桂教授到疫区进行社会实践是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和升华，桂教授用他的人格魅力感化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我最喜欢做老百姓”
　　
在桂希恩主编的《我所知道的艾滋病》一书的扉页上这样写着他的简介：“湖北武汉人。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1976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
　　说起在青海农村工作的那段经历，桂教授深情地说：“它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在那里，他曾参加了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后来走上艾滋病防治之路，在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1960年，桂希恩即将从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同学们都想方设法留在大城市，桂希恩的父亲桂质庭、母亲许海伦都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他完全有条件留在武汉，但年青的他心中有一个抱负——将自己的所学献给缺医少药的边区人民。他向父母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时，父亲桂质庭对他说，你以后的路由你自己选择，你只要把握一点，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在青海，桂希恩主要从事的是疾病防治工作，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他心中装着青海人民的疾苦，青海的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一干就是16年。
现在的桂希恩教授是国家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成员、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咨询专家、湖北省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组长，但他说：“我更喜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进入到艾滋病人中去。”
近来，桂希恩教授接二连三遇到了令他高兴的事：2003年12月1日，中国总理第一次握住了艾滋病人的手，给艾滋病人和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以莫大的支持与鼓舞，也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布了目前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84万人；党中央、国务院对艾滋病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并且对各级政府提出了四点要求：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广大群众正确对待艾滋病，重视防治工作。依法加强监督管理，及时准确报告疫情，加强疫情监测监控；继续加大投入，实行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施母婴阻断，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加强国际合作，以负责任和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探讨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对策；吴仪副总理在河南提出的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在文楼村实行试点；4000万元的防治艾滋病的经费下发到上蔡县……。“政府的重视程度比我预计的要高得多，对疫情的通报也越来越真实了！”桂教授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为了支持桂教授的工作，让他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在今年六月“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在我院成立之时，医院专门腾出了病房一楼并投资二十万元将病房修葺一新，供培训中心使用。
“现在我们对血液传染艾滋病基本找到了有效的控制办法。但性传播艾滋病开始波及到一般人群，有增多的势头，迫切需要加强防治艾滋病的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农村教育，让年轻人多接受一些教育，远离艾滋病。我在工作中还发现，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也有所增加。必须加大禁毒、戒毒工作力度，防止其蔓延发展。同时，母婴传播艾滋病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上还应重视对母婴的保护。艾滋病研究需要各方加强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尽快见到成果。我希望和大家一起，为老百姓做更多有益的事。”
这是桂希恩教授在与温总理的座谈中讲的一番话，也是他为自己定的下一个工作目标。这位67岁的老人决心将一生都献给艾滋病的防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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