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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长篇通讯——桂希恩：他的五年影响中国五百年舞风 贴于2005/05/02 15:04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编者按 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不缺少偶像和英雄，总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存在，令世界充满希望和感动。一个教授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了中国防治艾滋病事业的发展；一个教授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一个人对国家和社会应该担当起的责任。“一个教授努力了5年，将惠及整个民族500年！” 他就是桂希恩，中国防治艾滋病史上一个将被永远铭记的名字，一位用生命求证科学，用爱心教育学生，用真情感动社会的防艾勇士。桂希恩说：“我希望和大家一起，为老百姓做更多有益的事。”朴实无华的言辞令人肃然起敬。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浸透着他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深深的爱，也正是这种责任感唤醒了社会良知。 人物简介 桂希恩，68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曾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 1999年，他发现我国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此后他克服重重阻力，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桂希恩5年多的防艾经历，也同时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雪藏到公开，从小范围的重视到举国关注，从歧视病人到渐渐关爱的历程。 2004年，桂希恩当选央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武汉市十大新闻人物。 他，清贫而充实，温和而坚定，知识分子的责任让他发现了艾滋病的冰山一角，拉响艾滋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的警报。他凭着自己的顽强毅力和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曾数十次下到艾滋病高发区进行调查研究，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他为防艾事业奔走呼号，引起了各级政府及社会对艾滋病的高度重视。他让爱心汇聚，让温暖传递，直到更多的人向弱者张开双臂，直到角落的人们看到春天。他为中国人民所了解，更为世界同行所敬佩。 2004年2月28日，瑞士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来到湖北省武汉市，将2003年度预防艾滋病的国际最高奖项“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奖励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2004年6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桂希恩家中看望这位防治艾滋病的勇士。总理握着桂希恩的手说：“你的事迹令我很感动，你是一个好医生！”就是这样一个有良知的好医生，感动着共和国的总理，也感动着每一个普通的人。 揭开中国“艾滋病村”实情 1999年，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医生告诉桂希恩，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而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看一看”。 这一年的6月，去北京开会返回的途中，桂希恩在河南下了车，在当地一位医生的带领下，他第一次来到了文楼村。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这些人都卖过血。他抽取了11份病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经过化验有10份血样HIV(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这个结果令这位毕生心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疾苦的专家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的政府和卫生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都没有回音，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进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竟有一半HIV呈阳性。经过他的调查了解和核实，证实血站非法采血交叉感染导致了艾滋病的流行，他的检测结果也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惊人的数字，沉痛的代价让这位花甲老人忍不住流泪了…… “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写信，以真实的数据揭开了河南省的艾滋病问题。在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桂希恩为了艾滋病事业，为了那些他所牵挂的病人，就再也没有闲过。他以极大的勇气承担着一个普通医生身份以外的道德和责任。 在大家还没有充分认识艾滋病，在谈“艾”色变的年代，桂希恩的行为无疑触动了当地一些人。被认为破坏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桂希恩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将会更糟糕！”为了他所牵挂的病人，为了摸清疫情，桂希恩“常常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利用节假日去文楼村调查，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被感染，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桂希恩会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滋病患者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了他们来回奔波劳累，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这位救命恩人，他们只能端碗水给他喝，而这时的桂希恩会毫不犹豫地接过水仰脖就喝…… 与艾滋病人同吃同住求证科学 2001年5月9日，程金、程雪梅、马强夫妇带着不到一岁的儿子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患者，来的路费都是桂希恩提供的。考虑到艾滋病患者如果住进病房可能会吓跑其他病人，医院将一栋闲置的旧房子安排给病人住。由于不理解，邻居们还是提出了强烈抗议。为让艾滋病患者享有同样的生命尊严，为了证明与艾滋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桂希恩毅然将五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5天。 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桂希恩家里。他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危险，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希恩也从不让助手抽血。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桂希恩不慎将抽过血的针头扎在了自己的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在桂希恩等人的努力促成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2004年2月27 日，桂希恩收到了文楼村村民程金的来信。在信中程金说：“2003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村现在敞开了，什么人都可以来。4月1日后外国记者也可以进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来，给我们做些指导工作，告诉我们以后该怎么办……”看了这封信，桂希恩心里暖暖的。他说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很频繁地去文楼村了，因为文楼村已从“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变成了“中国艾滋病关爱第一村”，是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得最好的村子。 用信任重建被病毒破坏的和谐 2004年中秋节，桂希恩收到一个特快专递。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盒月饼，上面写着：“桂爷爷，祝您花好月圆，中秋节快乐！”这份心意来自福州市的一名中学生。而他与桂希恩从未谋面，此前也没有任何通信往来。 这些年来，桂希恩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雪藏”到公开、从小范围重视到举国关注、从歧视到渐渐关爱的历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牵挂艾滋病患者的桂希恩，也成了社会各界牵挂的对象。 在桂希恩家住了5天，艾滋病患者程金临走前将一件新衬衣悄悄塞到桂希恩的枕头下。这件衬衣是别人捐给程金的，生计艰难的他却送给了桂希恩，因为“这位专家的穿着并不比自己好”。 有一次去看一名艾滋病人，离病人家数百米，桂希恩就听见病人因疼痛折磨而发出阵阵凄厉的哭喊。病人已被艾滋病折磨得瘦骨嶙峋，腰部、腹部和背部大片的带状疱疹让病人疼痛得无法安静。桂希恩被这种悲惨的情景深深触动了，在得知没有止痛药后，他向家属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村医务所买药，六十多岁的桂希恩在崎岖的田埂上往返40多分钟将买回的药亲自送到病人手中。 有人说，艾滋病破坏了现有的人际关系，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提防，甚至使歧视扩大。而在桂希恩与他的患者朋友之间，看到的却是相互牵挂、相互信任。 南漳县的黎林(化名)与妻子都是艾滋病患者。因为艾滋病，黎林感到“自己两口子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2003年4月，他和妻子来到武汉找桂希恩。桂教授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后，又带着他们去吃饭，就像对待远方来的两位朋友一样。黎林记得：“桂教授每次来住处看我们、给我们做检查时，都不戴手套。我有时还提醒他防护一下。他总是摇摇手对我笑笑说，没事，这样不传染。” 桂希恩的这些艾滋病朋友，会定期找他拿药，寻求下一步治疗方案，而更多的是向这位亲人般的长者倾诉心中的恐惧和苦闷，寻找生活的勇气和生存的希望。在他们心中，桂希恩值得信任。 赴青海支边一干16年 在桂希恩主编的《我所知道的艾滋病》一书的扉页上这样写着他的简介：“湖北武汉人。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 说起在青海农村工作的那段经历，桂希恩深情地说：“它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在那里，他曾参加了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后来走上艾滋病防治之路，在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青海，桂希恩主要从事的是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但很多时候，他角色多样，内外科医生、化验员、放射师，他都做过。原因很简单，那里医生严重不足。他这一干就是16年。青海的6个民族自治州，有5个州留下过他工作的印记。在藏区期间，他收获颇多：厚厚一捆行医笔记上，他记录下了一个个距离我们遥远又似乎真切的名字：乌孜杆菌、绦虫病、鼠疫……还记录下他对基层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独特心得。 桂希恩酷爱游泳，在武汉读书时，他多次横渡过长江。而在青海工作时的一次“畅游”，让他一举成名。1969年5月，桂希恩接受任务，到治多县进行布氏杆肠菌和结核病调查，出发地与治多县相邻，中间隔着通天河的一条支流。融雪汇成的小河正值涨水之际，县城隔河在望，汽车却开不过去。为了赶时间，桂希恩只穿着一条短裤游向对岸。当桂希恩游到岸边时，他发现，穿着皮袄的人们目光中满是惊愕，河边的几个小女孩甚至害羞地遮上了眼。当一年后桂希恩再赴治多时，藏族向导就跑来对他说，“我认识你，去年你来时是从河里游过来的，从来没有人在那条河里游泳，你是第一个。”1976年，桂希恩告别生活了16年的青海，返回武汉。 现在的桂希恩教授是国家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成员、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咨询专家、湖北省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组长，但他说：“我更喜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进入到艾滋病人中去。” 桂希恩鲜为人知的“第一” 桂希恩从不张扬他的过去。他经常下农村，并常对学生说：“不到农村一线是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的。”“是农民给了我们粮食，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我能用知识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一生的安慰。”桂希恩跑遍了湖北省里的二十多个县，很多时间是在一年的“三九”、“三伏”天，寒暑假他都带着学生一同前往。从1985年到1987年，连续三年他到钟祥进行出血热防治工作，每次一去就是三个月。1986年底，在钟祥进行病毒唑治疗出血热的临床实验，要过年了，同去的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既当化验员又当医生，240例临床实验他一人就完成了80多例。 1985年，为了开展国内的出血热治疗，他从美国带回了基因工程干扰素。由于这种干扰素为1000万单位，需要进行临床实验，桂教授将这种干扰素注射进自己的体内，结果高烧40℃。他是我国第一个接受基因工程干扰素注射的人，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基因工程干扰素的医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省流行所谓的“黑热病”，但是按照“黑热病”进行治疗效果不好，多数病人已经死亡。为了求证病原，他跑遍了武汉的四家大医院和宜昌、沙市等地医院，费尽周折找到就诊病人的骨髓片对照，结果发现全被误诊，他按组织胞浆菌病进行治疗，病人痊愈了。他成为证实湖北省内有组织胞浆菌病第一人。 桂希恩还首次证实湖北省内存在马内菲青霉菌病。在进行出血热、血吸虫病、肝炎的治疗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的临床资料，他为病人抽取标本，参与实验室工作，腹水、脑脊液、骨髓片他都亲自看。在中国传统思想道德禁锢下，说服家属为病人做尸解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桂希恩一共做了8例。 每年桂希恩都要为学生们讲“一个传染病医生的回顾和展望”，用大量的事例和图片告诉学生农村需要知识，农村缺少好医生。桂希恩说，希望我的经历对学生能有所帮助。这位68岁的老人记忆力惊人，他对病人都能叫出名字，并记得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然而，说到他自己的故事，他总是说我想不起来了。 家里的投入远远超过捐赠 走进桂希恩的家，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有着海外关系的大学教授，家里书柜是六十年代的，桌子是七十年代的，椅子是八十年代的！墙壁不但没有任何装修，刷的还是卫生漆，油漆的颜色还新旧不同。由于忙于工作，夫妻俩的生活非常简单。馒头、方便面成了家常便饭。5位艾滋病人住进他家的第一天，他特地从餐馆买来“鱼香肉丝”等菜肴，这可是他在家中吃得最“奢侈”的一顿晚餐。 对自己“吝啬”的桂希恩，对病人却十分慷慨。桂希恩曾经近20次下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检测，不仅往返路费、住宿费是他自己出，就连许多人的检测费都是他个人支付，而这些费用都是桂希恩省吃俭用攒下的。医院领导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桂希恩奔波于农村调查研究，却从来没到医院报销一分钱！ 当得知当地政府缺乏资金，他便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钱寄过去，他说：“希望他们能为艾滋病人真正做些工作”。而他自己每次到河南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有时太晚了就寄宿在病人家里，碰上生活困难的病人他总要留下一点钱。说起来，凡是他接触过的艾滋病人，大部分都得到过他经济上的资助。文楼村的老百姓已经把这位花甲老人敬作了救难的神，他们也将桂希恩称为“白求恩”。 为了这些艾滋病人，一向低调、回避媒体的桂希恩也四处奔走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援助、支持，为艾滋病人捐药，为艾滋病孤儿捐款。每一笔捐赠和去处桂希恩都造册登记，并向医院报账，累次超过了10万元。有一次他不小心说漏了嘴：“我们家庭投入这个事的钱要比捐赠的钱多得多。”目前桂希恩已无偿资助200多位儿童走进学校。 2004年2月，桂希恩因其“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2004年度艾滋病预防国际“贝利-马丁”奖。之前他一直反对将颁奖仪式隆重化，但听说届时到场的还有许多年轻医生及中小学生和部分患者代表，桂希恩才答应将颁奖时间延长——他想将他多年来对艾滋病的发现通过演讲形式传播给在场的年轻人。颁奖仪式现场没有出现获奖者的成就介绍，甚至没有一句自我赞美的语言。桂希恩教授花了近一个小时，讲述艾滋病发生的前后，以及在防治上必须完成的事项。他反复强调：“这是个全民工程，我们必须积极预防，关爱病人，消除歧视。”他将5000美元的奖金全部捐助给了58名艾滋孤儿，然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悄然而退。 用人格魅力感化每一个学生 桂希恩教授作为一名杰出的科研工作者和优秀的教师，工作认真和治学严谨是他的一贯作风，“可能”、“大概”、“好像”这类含糊不清的词在具体工作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要是不清楚，查证所有的资料也要弄个水落石出。无论是自己的还是研究生的文章，从文章的结构、数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词句的使用等等，他都会反复修改。有时学生会觉得为了查一个数据，忙了半天，即费时又费力，时有抱怨。但桂希恩经常对他的研究生说，发表论文应该让读它的人有所收获，文章主题应该新颖，数据准确，结论清晰，观点明确，文章的结构层次要有条理，用词恰当。渐渐地学生们发现桂教授的这种作风让他们受益匪浅，也明白了一篇好文章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988年桂希恩教授开始招收研究生，20多名研究生的培养，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学生们也把这位严师叫作“最难对付的老师”。他多次带领研究生到艾滋病高发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带领学生深入疫区采集血样，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为了学生的安全，每次采集血样都由他一人亲自完成。 在武汉大学，桂希恩教授已经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对象，他风趣幽默、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宽松活跃的课堂气氛深深吸引了学生，往往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们还围着他问这问那，久久不愿离开。在本科生教学中，桂希恩非常注重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他是学校最早使用幻灯机、开展多媒体教学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有更直观的认识，他将艾滋病患者带进课堂，并且将每一年自己到疫区调查的病例和材料与学生分享。他连续十年带领本科生到湖北的血吸虫疫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在与居民联欢中，平易近人的桂希恩还欢快地跳起俄罗斯舞蹈。近几年，桂希恩又带领学生们奔赴艾滋病高发区开展“红丝带”行动，为艾滋病人送医送药，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在社会实践中，学生们被桂教授对待病人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深深感染，实践队员们说：“和桂教授到疫区进行社会实践是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和升华，桂教授用他的人格魅力感化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业界的“桂希恩标准” 南漳县艾滋病温馨家园主任胡志元，常常将“我愿意”3个字挂在嘴边。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桂希恩的语言。在与基层防艾人员讨论病情时，桂希恩总是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我愿意跟你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桂希恩会说“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些帮助”、“我愿意看到你更好地活下去”。 南漳县是一个省级贫困县，那里的艾滋病患者生活更艰难。有些患者甚至抱着“病死好过饿死”的念头，拒绝到艾滋病温馨家园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实在没有办法，胡志元和同事们就自掏腰包，对按时领药的患者进行“物质鼓励”。 “这些都是跟桂教授学的。”胡志元不好意思地说：“他不是经常掏腰包帮患者解决经济困难吗？我们的经费有限，只好自己少吃点少用点，筹点钱给患者家里过日子。”胡志元认为，也许我们没有桂教授做得那么好。但每当遇到问题时，我们总是问自己，如果是桂教授，他会怎么做？ 桂希恩的“认真”是出了名的。他总是执著地查找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身体指数变化背后的原因。为此，60多岁的他常常不辞劳苦，亲自为患者反复检查。现在，桂希恩的这种对患者科学、负责的态度，已成为随州市性艾防治所所长周培林日常工作的标准。他说，这是“桂希恩标准”。 为了搞清楚中原地区艾滋病流行的真实情况，桂希恩曾做过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因此，有人说防治艾滋病是“孤独者的事业”。但桂希恩不赞同：“现在为艾滋病事业尽力的人已经很多。他们在很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处寻找患者、发现患者、说服患者、治疗和关心患者。”而贯穿这一切的，正是“桂希恩标准”。 防治艾滋病永不言退 近来，桂希恩教授接二连三遇到了令他高兴的事：2003年12月1日，中国总理第一次握住了艾滋病人的手，给艾滋病人和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以莫大的支持与鼓舞。也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布了目前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84万人；党中央、国务院对艾滋病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并且对各级政府提出了要求；继续加大投入，实行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施母婴阻断，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加强国际合作，以负责任和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探讨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对策；吴仪副总理在河南提出的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在文楼村进行试点； 4000万元的防治艾滋病的经费下发到上蔡县……“政府的重视程度比我预计的要高得多，对疫情的通报也越来越真实了！”桂希恩脸上露出了笑容。 “现在我们对血液传染艾滋病基本找到了有效的控制办法，但性传播艾滋病开始波及到一般人群，有增多的势头，迫切需要加强防治艾滋病的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农村教育，让年轻人多接受一些教育，远离艾滋病。我在工作中还发现，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也有所增加，必须加大禁毒、戒毒工作力度，防止其蔓延发展。同时，母婴传播艾滋病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上还应重视对母婴的保护。艾滋病研究需要各方加强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尽快见到成果。我希望和大家一起，为老百姓做更多有益的事。” 这是桂希恩教授在与温总理的座谈中讲的一番话。桂希恩说：“我属牛，是一头老牛，已度过了5个多周期。老牛自知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 68岁的桂希恩以此勉励他的学生，也勉励自己。 (舞风) 中国教育报》2005年4月2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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