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点评各名校

zt 贴于2005/11/17 07:46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海良

　　顾海良教授出任中国高校书记一职时，有3所著名大学可供他选择，他毅然选择了武汉大学。

　　顾海良，1951年生，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思想家，兼为副部级官员。因为《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他被誉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他主编的《世界市场全书》（获中国图书奖）被誉为展示世界市场的“清明上河图”。由他任总撰稿人的《画说〈资本论〉》、主编的《画说〈共产党宣言〉》，在海内外亦引起极大反响。

　　顾海良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主编，获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主编）、《世界市场全书》（总编，获 1996年中国图书奖）、《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画说〈资本论〉》（总撰稿，获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画说〈共产党宣言〉》（主编）、《在马克思经济学道路上》、《世纪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21世纪》（合著）、《从马克思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张雷声合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与张雷声合著）、《新时期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教学片》（总策划、总撰稿，获国家首届音像制品优秀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主编，全国“两课”教学示范教材）。他发表论文200余篇。近年来顾海良教授还主持多个国家和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从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等。

　　顾海良教授现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还是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成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长。

首先，是资源紧缺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由资源紧缺型大学向资源合理配置型大学转变？我们一直认为，武汉大学面积很大，有5000多亩，有的还回顾历史，讲磨山、植物园等原来都是武汉大学的，有一种“泱泱大国”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均校园面积少得可怜，与中大、清华、浙大、厦大、南大、复旦、北大、南开等学校相比，武汉大学排在倒数第二位。先看中山大学，生均校园面积达到185平方米，居第一位；清华生均校园面积达到138平方米；浙江大学123.2平方米；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没有开发新校区，但是它们的面积也分别达到116.6和106.8平方米。复旦大学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区，其生均面积也达到了87.4平方米，因为这几年它不仅没有扩招，而且还在进行结构调整。武汉大学是69.1，我们只比南开大学生均校园面积多5个平方米。我们还没有算另一笔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校园都是一马平川，而我们却有山地，山上不能盖房子，这样一算，我们的生均面积就更可怜了，有效面积和兄弟院校比可能还要少，所以我们是在生均校园面积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办学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再看生均图书馆面积。北京大学生均面积达2.27平方米，居第一位，这里进行计算的是全日制的在校生数。浙大是1.69平方米，南开也是1.69平方米，中大是1.67平方米，这三所学校相差不多，清华是1.45平方米，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也都在1平方米以上，而武汉大学只有0.89平方米。图书馆的生均面积代表了一个学校最基本的资源，我们总是讲“文革”以前的大学生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这说明宿舍、教室、图书馆是我们最基本的教学资源，但是，我们在这些学校里的排位是远远地落后了。

再看看我们的实验室。2003年的统计数据，实验室实习场所生均面积清华大学是15.84平方米，南京大学是11.49平方米，浙江大学是10.2平方米，这三所学校超过了10平方米。我们假如找理由，讲清华是工科学校，它的面积自然要大一些，但是南大你很难说它是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它怎么也那么大？现在中山大学的学科结构和我们差不多，它也是文理并重的，还有一个医科，中山大学达到9.12平方米。武汉大学的生均实验室实习场所面积只有6.31平方米，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所以，武汉大学绝对不能走那种扩张型的办学道路，必须走结构优化、内涵发展的办学道路。

生均图书资料，南大每人142册，北大每人128册，中大每人110册，复旦每人107册，浙大每人107册，上述五所学校生均图书资料超过100册，南开每人98册、清华每人97册，武汉大学每人89册，仅比厦门大学多一点。这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也是紧缺的。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从中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转变？就综合实力而言，我们在中西部排名居前，甚至说就是最好的，但是和东部一些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是相当大的：看看教师的平均科研经费，所有的文理科学校都加在一起，最多的是清华，每个老师平均科研经费是50万，浙大和北大都在20万左右，南开和南大都是11万，中大是9万，武汉大学是6万，假如按照百分比的算法，我们只是清华的12.5％，是这几所学校中排得最后的一个。浙大和清华的距离就比较大了，清华遥遥领先，浙大只是清华的40％，但是我们只是浙大的三分之一。我们可以算一算，在这种情况下，要赶上南大、复旦、浙大等高校，我们要花多大的力气！对于这一点，我们一直讲一句不大好听的话：把我们的老师都赶向社会，去向社会争取科研经费。我们一直想将学校的经费进行配套使用，你在外面争取的越多，在学校配套的就越多。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就只能停留在中西部好一点的大学这个层次上，搞得不好还要往下掉。科研经费的不足，是目前我校发展遇到的瓶颈，也是我校不和谐发展一个重要方面。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截至今年，最多是北大，51篇，其次是清华50篇，复旦33篇，浙大23篇，南大21篇，南开11篇，中大11篇，武大10篇，厦大2篇。我们武汉大学从1999年以来每年都有那么1篇或2篇，今年好一点，有3篇。假如这七年每年都有3篇，那么我们就和南大一样，和浙大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在一个时期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确是偏少了，一方面可能是我们不太重视，另一方面我们没看到这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学校研究生教育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数据，不管你认可不认可，不管你怎样看待，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我们如果能够以今年的发展为转折，每年有3篇左右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我们就能够慢慢地赶上去。当然，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每年尽管不多，但每年都有。我们10篇优秀博士论文中有4篇是李德仁院士一个人拿的，李院士对我校的贡献是很大的。我曾经在学位办讲了一个观点，我们武汉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是少了一点，但是在全国评上优秀博士论文最多的指导老师却在我们这里。团体差了一点，单打还是拿了冠军。当然，这是自我鼓励的话，现在，我们一定要看到里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定要认真地加以解决。

对于SCI论文，我们自己看上去还可以，但与别的学校一比就有差距。看看清华、北大、浙大、南大等学校，我们与它们有成倍的差距。我们不得不服气。在列举的几所学校中，我们只排在中大前面，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EI论文，我们相对也少。清华遥遥领先，而后是浙大、北大、南大、复旦。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复旦和我们的学科结构是差不多的，它在工科方面甚至还不如我们，但它的EI论文数量还是比较高的。

国际论文被引用的篇数，我们和清华、北大、南大、浙大、复旦比，差距也比较大，我们是清华的三分之一，是复旦的二分之一。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距，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校生均国家及地方投入与前面的学校相比有很大差距。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武汉大学确实在艰苦奋斗。生均国家及地方投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数字，在2003年，中大是2.97万元，我们是1.12万元。上次俞正声同志到武汉大学来，我对他讲，广东省给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17个亿的投入，中山大学可能要拿10个亿，加上教育部给的3个亿，就是13个亿，而武汉大学只有教育部给的4个亿，其它的就没有了，省里过去对武汉大学给钱的承诺还没有兑现。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争取国家和地方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武汉大学是不能奢侈和浪费的。

我们要争创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还必须使学生来源具有广泛性。目前，我校本科生生源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分布面还不够大；一个学校要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其毕业生的就业覆盖面也必须扩大。目前，我校毕业生有一半还是在湖北省等中部地区就业。我校学生进入发达地区就业的比例，比招生要好一点。今年我们港澳学生招得比较好，录取了200人，达到全国第一，质量也不错。记得2003年我们第一次到香港作招生宣传，搭出租车，司机很热情，当他得知我们来自武汉大学，就对我们说：“你们比湖北大学要差一点。”让我们哭笑不得。他认为，武汉市归湖北省管，武汉大学自然要比湖北大学差一点。当时我就觉得我校的知名度不行，要扩大。今年我们在港澳招生比较好，说明我们在声誉上有所
扭转。我们的生源要来自五湖四海，毕业生就业也要面向全国，甚至面向全世界，这样学校的影响力就会明显增强。

第三，就是从校园最美的大学向核心竞争力最强的大学转变。核心竞争力主要是指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和学生。目前，我校有10名院士，在我国几所著名的高校中处于中等水平。2003年，我们一下上了2位院士，改变了几年院士增长止步不前的状况。现在学校领导都认识到要把武汉大学上院士作为一个工程来做。这个工程并不是跑关系，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人才培养规划，为我校真正能够冲刺院士的学者提供更好的教学科研条件，使他们成为有更高水平、更大影响力的学术大师。否则，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难以进一步增强。

长江学者，截至到2004年，我们有19个，比南开、中大、厦大多一点，但与北大、清华、复旦、南大、浙大等学校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现在申报国家级的课题，如果是长江学者领衔，课题的命中率就比较高了。

国家级重点学科，我们与前面几所著名大学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北大81个，清华49个，复旦40个，南开28个，人民大学25个，浙大24个，我们和中大都是20个。我们的数量只是复旦的二分之一。复旦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总不至于超过我们一倍，怎么想都想不通这个差距。所以，如果你丧失一次机会，学校的综合实力就会退让下来，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一个时期就不行了。“985”二期要求国家级重点学科才可以进入“985”项目，你不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你就没有重点发展的机会。所以，每一次获取国家各种资源的机会都是不能丧失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清华、北大、浙大都是比较多的，我们是4个，另加2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在总数上是6个，与中大一样，比南大少一点。这还是这两年靠学院和科技部的努力，在去年和前年共增加了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否则，我们这个状况也是很不容乐观的。

反映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学科，是数、理、化、生。数学，武大没有排进前10名，物理学，武大排名16位，化学排名11位，生物学排名第9位。基础学科是学校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方面。如果我校基础学科排名能往前移，我校综合实力将得到显著增强。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一共有97个，武汉大学由于文科地位较强，拥有7位委员，在全国居于第4位。但是我们和北大、人大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只有他们的一半。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全国是99个，武汉大学有2个，和南开平齐，比复旦、南大少一个。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是教育部讨论重大资源分配和分布的一个决策咨询部门，也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现在进入评估的重要时期，教学指导委员会就尤显重要，进入各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总人数，我们是29个，比中山大学少1个，我想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在教学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的1个都没有，以前有，但现在丢了。清华最多，有9个，北大7个，浙大、南大各4个，南开1个。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这是传统留下来的，这个结构大体是当年大家对各个学校分布的一个认同。现在我们共有16个，是合校后相加而成的，相对比较平衡。

上述情况说明，我们在教学资源等方面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加以协调和解决。

　　从读懂武汉大学开始百年高校掌门生涯

　　据传，顾海良教授出任中国高校书记一职时，有3所著名大学可供他选择，他毅然选择了武汉大学。有人说武汉大学深厚的人文历史是吸引这个研究哲学、经济学学者的一个重要原因。顾海良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桩事，是利用业余时间对武汉大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他要读懂武汉大学，就必须思考一些问题。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历史总是现实的影子。历史的影子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显现，并影响现实的发展。顾海良教授对此体会极深。

　　回顾武汉大学110年的历史，身为书记的顾海良把它分为六大阶段：第一阶段，从 1893年由张之洞创立的自强学堂开始，这是武汉大学的开端。自强学堂设有文科、理科和语言类的学科，具有近代大学的基本雏型。第二个阶段是从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的正式成立开始。但从校址的选定到校舍的建立，大概在1930年左右。抗战开始后，学校迁到四川乐山，学校实质性的发展被中断。第三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又搬回珞珈山，那时候学校采取果断的措施，有远见地从国外引进了一批高层次的学者。1946年以后，虽然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但武汉大学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很大。第四阶段是建国后到50年代中期，当时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武汉大学由综合性比较强的院校，改为以文理为主的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教育改革成为学校发展的主题，武汉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六阶段是2000年8月至今，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合并，使武汉大学开始了崭新的阶段。顾海良书记就是在这个阶段初期开始执掌武汉大学的。

　　顾海良书记说：“2000年8月合校以后，第一个大的举动，还是历史的回顾，强调以教学为本。2001年，我们召开了合校以后的第一次大的会议，就是一个有关教学的会议。武汉大学的历史在现实中不断得到折射和回顾，人们有意无意地在武汉大学这个历史舞台上走我们现实的道路。 2002年，我们召开了学科建设会议。这个学科的理解是比较宽泛的，包括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等。2003年年初，武汉大学走出了自己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步，就是召开了武汉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产业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武汉大学从教学出发，以教学为本，以科研为重，同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就是靠我们的科研和我们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社会，学校从过去培养人才间接服务于社会，转到以我们的科研成果、教学成果、知识资源与社会资源、资本资源进行结合，直接服务于社会。原来是把我们的知识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用人力资源服务于社会。而现在，我们直接用我们的知识资源服务于社会。2003年产业工作会议的召开，更新了武汉大学直接服务于社会的理念。”

　　关于大学，顾海良书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在大学的发展历史上，几百年来，大学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教学为主体的培养模式。如果把人类大学发展的历史刻成一张光盘，我想50分钟都是以教学为主的，只用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兼顾其他。”

　　T字启发了顾海良因地制宜的战略

　　顾海良书记向记者介绍，武汉大学是根据自己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所处的方位，确定因地制宜战略的。前不久，国家教育部通过全国各种门类的专家评选了全国高校的重点学科，评了900至930多个重点学科，然后按重点学科获得的多少来排位。900多个重点学科相当部分集中在少数学校。在重点学科排名上，武汉大学名列第七，排在前面的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浙大、人大、南京大学。名列第七的还有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这9所学校，是全国获得重点学科20个以上的学校。从这20个学校地理位置的分布来看，其他7所学校都分布在沿海地区，只有2所学校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即武汉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所以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和布局，形成了一个T字型，它庄重的一横，横在中国沿海。沿海还可以举出很多著名高校，而中部和西部却举不出再多的重点高校。这里讲的高校还不包括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很有实力的高校，也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这样一些著名的高校，也不包括厦门大学等学校。而中部和西部只有武汉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T字的一横相当的粗，而T字的一竖很瘦弱，沿着长江，经过南京到武汉，再往西部到西安，不仅很细，而且是间断的。

　　这个 T 字给了顾海良很有效的启发，高等学校的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基本上是相似的。而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变化，带来同样是教育结构和布局的变化。所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武汉大学不仅要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还要把自己的发展纳入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结构合理化和布局优化的大局中。

　　顾海良书记说：“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调整了学校发展的目标。当初合校的时候我们提出，要办成中国的一流大学，世界知名大学，现在我们又加上一条，要办成中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我想这三个目标有它内在的统一性，讲中西部最好的大学并不是降低标准，因为一流大学的一流，可以是10，可以是20，也可以是25，而中西部最好的大学却是唯一的。中西部可能有七、八个大学都是一流的，西交大、川大、武汉大学都是一流大学。但最好的大学却只有一所。所以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不是降低了要求，而是提高了，这个也表现了武大的一个决心和理念，就是今后我们要把学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提得更高，才能使武汉大学真正成为中西部最好的大学。那么这样一种从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理念，我想我们今后会在发展中付诸实践。”

　　提出教育源头创新和培养跨学科人才的新思想

　　顾海良书记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在WTO谈判桌前，WTO的代表通常是一个人，坐在桌子的那一边，而这一边则是我国的代表，总共有七八个人，有学国际法的，有学国际贸易的，有学国际政治的，等等。在谈判时，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由学国际法的那位代表来回答，涉及到国际贸易的问题则由学习国际贸易的代表来回答，涉及到国际政治的问题则由学习国际政治的代表来回答。由此可以看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科单一性很强，这虽然有利于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有时单一性的知识不能回答综合性的问题。所以，WTO只派出一个代表来，而我们却要派很多的代表才能应付。相比较而言，掌握多学科的一个代表的优势，显然要比我们多个代表的优势多一点。因为我们的代表每讲一个问题都要商量一下才能回答，因为WTO所涉及的大多数问题往往不是按学科来划分的，而是综合性的问题，需要掌握多学科的人才来解决。学科是把一个问题进行人为的分解，这样经过人为分解的各个学科要想解决综合性问题就非常困难。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刺激，就是我们在培养人才时，是走单一的按学科专业培养之路，还是走综合化的按照社会需要培养之路。是社会需要我们各个院系培养什么样的人，还是纯粹按我们院系的学科需要来培养人。很显然，教育必须为社会的需要和发展提供人才。这就需要我们高等学校培养跨学科的人才。

　　顾海良书记提出了跨学科人才培养需要高等教育创新，特别是教育的源头创新的新观念。他认为，真正能引起教育创新的应该是教育的源头创新。所谓教育的源头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招生制度的创新；第二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创新，录取了学生以后，教师就是教学中的主导力量，教师队伍的创新是三个方面创新中的关键创新；第三就是教材和教学方法的创新。

　　顾海良书记认为：教育创新主要是要进行五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是教育的理论创新，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教育观念创新。第二是必须要进行教育制度的创新。包括教育体制的创新。尽管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这只规定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制度，但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把高等教育法的制度落实到具体学校的体制和机制，并没有一个创新性的举措。第三是培养过程的创新。从目标到环节，这一系列的过程创新我们现在研究的最多。过程的创新首先是目标创新，其次是环节创新，最后才是过程创新。第四是教学方法的改革。为什么要在高新科学技术基础上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革命呢？因为现在科学技术已经为教育教学革命性的变革，为教学手段的创新提供了现存的基础。所以我们应当利用高新科学技术的现成成果，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实行我们教学方法手段的革命。最后是教育的开放性。因为高等教育也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创新都是为统治阶级、统治者培养接班人，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为整个经济、社会、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培养优秀人才，以推动自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点不管社会制度如何，都有它的共同性，有它的兼容性，有它的相通性。所以就此而言，如何学习国外高等教育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既包括制度上的某些因素和体制上好的东西，也包括机制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应该大胆地吸收和引进。

　　据有关资料表明，在顾海良书记的支持和倡导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近年来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实践。这个国内少见的高级研究中心开办经济学、国学、哲学和历史等实验班，从生源、师资、教材和教学方法上重点把关，比如经济学科的师资队伍几乎清一色地聘请国际一流大学的教授来授课，武汉大学被公认为有世界最好的经济学课堂。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知识面宽的硕士和博士。近年来，他们中的上百名学生陆续被世界一流大学选中，其中已经有不少学生成为自己领域的后起之秀。

　　大胆提出走跨越式发展新路的超前思想

　　顾海良书记说，我们提出跨越式发展，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来自对国际、国内和学校发展现状的分析。假如我们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就要对武汉大学未来的发展承担历史性的责任。我们极不希望这样一个百年老校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衰落下去，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也非常需要武汉大学有更大的发展。基于这样一些原因，我们提出了跨越式发展。

　　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要超越常规，不走老路，不坐旧车，要实行大胆逾越。顾海良书记说：“在不少国外一流大学发展的历程中，都经历过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在美国一流大学中就有一些建校历史不足50年的后起之秀，他们的经历也恰恰说明，通过跨越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可能的。我们提出了武汉大学跨越式发展的目标。跨越式发展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发展，而是追求规模、质量，及结构、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我们是在一个规模比较合理，结构优化，质量和效益都是上层次的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武汉大学的跨越式发展也是一个创新的思路。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选择。当前，我国大学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拥有国内外的环境优势、制度优势和后发优势。武汉大学在2000年8月合校以后，很快就从教学转向科研，从科研转向为社会服务，三年走完了高校几百年三大功能酝酿和转化的过程。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武汉大学已经开始按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功能思考自己的发展，我们把这种发展称作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是一种理念的跨越，也是一种办学思路的跨越。”

(顾海良2002年在深圳高教会上)

　　武汉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是全国为数很少的规模比较大的学校。所以由此看来，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中，武汉大学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决定武汉大学必须实行跨越式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关系到武汉大学本身，也是优化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和布局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讲，武汉大学的跨越式发展不仅关系到武汉大学的未来，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和格局进行进一步优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进一步推进的一个战略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顾海良书记认为，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一定能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竖起中国大学的旗帜。

　　朴素而深刻的“三大”“五学”新观念

　　武汉大学，这所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是顾海良书记产生教育新思想的温床。前不久，他提出的“三大”、“五学”新观念已经引起国内教育界人士的注意。

　　所谓“三大”：即大师、大楼、大爱。顾海良书记认为，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要有一流的学科。而建设一流的学科，就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才，即有大师级的学科带头人。武汉大学在这方面有宝贵的经验。

　　顾海良书记曾拜访一位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这位老师1951年到武汉大学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但仍然在做研究工作。他告诉顾海良，武汉大学要出大师，但是出大师的地方首先要尊重大师。不仅要尊重现在还活着的大师，还要有勇气尊重已经离开我们的，武汉大学历史上大师。顾海良书记很赞同他的观点，他说： “要出大师首先要尊重人才，尊重学术。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有重大建树的大师，尽管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还是要给予高度的评价和应有的崇敬，对于现在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或退离工作岗位的老师，但仍然在进行研究和工作的这些人，我们也要尊重和爱护。”

　　顾海良书记说，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是进入21世纪，大楼（硬件设施）的建设也很重要，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筑巢引凤”也是吸引大师的一个条件。

　　“大爱”是指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一种大学的气度，鼓励追求真理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有了大爱，也能请得来、留得住大师，更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高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离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

　　所谓“五学”，是指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和学生。顾海良书记认为，创建一流的大学必须紧紧抓住“五学”。顾海良书记说：“高等学校悠悠万事，学者为大，没有一批优秀学者的学校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学校，没有优秀学者的学校也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学校，所以对于学校来讲，悠悠万事，学者为大。尊重学者的劳动，尊重学者的创造，尊重学者的知识、人格、人品，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所在，所以“五学”中，学者为大，学者为先。”

　　其次就是学科。学者的威望，学者的影响总是体现在一定的学科上。任何一个学校，不管是大校、名校，或现在暂时还不是名校，肯定都有自己的优势学科，没有优势学科，也有学科优势。所谓优势学科，我讲的是整体的学科是优势的。我们武汉大学的文、史、哲整体就是优势学科，我们的遥感测绘，我们的生命科学，这些学科就是优势学科。当然没有优势学科也要有学科优势。某一个学科，比如中文，至少古典文学这一学科中有优势，古典文学中哪怕在宋词或者元曲有点优势，所以优势学科和学科优势这两者尽管含量不一样，但是只要有闪光点，就是这个学校的资本，就是学校的基础，就是学校继续发展的新的能量。所以培育优势学科，培育学科优势，我想是发展必须考虑的。

　　顾海良书记说：“对于武汉大学跨越式发展来讲，学科建设要瞄准一流学科去建。我经常讲的是在学科建设上要有中国乒乓球队的意识。那就是，冠军应该拿的，亚军就是失败。中国乒乓球队拿的如果是亚军大家会很失望，拿到冠军，最好是把全部冠军都拿回来，那样大家也不会吃惊。不要有那种男子足球队的意识。好不容易参加了世界杯就飘飘然了，认为自己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了。武汉大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有中国乒乓球队的精神，而不应该有中国男足的意识。”

　　第三个就是学术。要尊重学术。学术包括我们老师的著作、论文，包括我们的科研报告、科研发明，也包括我们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基地、学术刊物等等，凡是能反映学校学术水平的都纳入学术范围。尊重学术就是尊重知识，尊重学术就是尊重学者，任何对学术的限制将从根本上毁掉这个学校，而任何对学术的尊重，都将树立起学校的光辉形象。

　　第四，就是学风。一个学校有没有良好的学风，有没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值得人们赞赏的学风，富有特色的学风，是一个学校致力于名校——中国名校或世界名校的根本。同样学风也反映了学者的风范，反映了学科的水平，反映了学术中的水平。

　　第五是学生。学生是学校的产品和综合实力的体现。大学不仅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更要培养他们理解复杂世界的能力，要重视知识、能力、责任感相统一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人格与心智的完善。

　　顾海良书记还认为，在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上，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学校的凝聚力也十分重要，这两股“力”应该做到与“五学”的统一。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关于武汉大学，顾海良书记确实有更多的内容可谈。他的关于没有强大的经济就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他的关于高校引进两种人的理论，即引进一流的学科帅才（院长）和能代表该学科水平能成为该学科的创新团队，他的关于高校服务社会的理论，他的关于抢占学科制高点的理论等等都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内容只有留待今后再写了。作为我个人，我不愿仅仅把他当作一个经济学家或者教育家看待，我更愿意把他当着一个有着不竭源泉的教育思想家来看待。与他交谈确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期待着还有这样的机会。我想，一个有了自己理论和思想的教育家一定更有可能把一个学校办得比别人更好。事实上，据有关权威人士介绍，在顾海良书记的领导，武汉大学近几年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是明显的，有些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武汉大学这所中国最美丽的百年名校已经成功地走出了多年来的停滞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发展期，它的某些方面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向世界范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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