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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校友 复旦44岁博士生猝死书桌前南方网 发表于2008/04/15 21:34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复旦44岁博士生猝死书桌前 已攻读5年2次延期 “开学了，开学却不在了”。 44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在新学期开学不久死于书桌前。 这个博士读了五年，两次延长毕业时间，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经济五副重担的大龄博士生，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来到他身边的黑暗中。 502室 3 月5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以下简称国关学院)政治学博士郑明给大师兄李开学发了份电子邮件，这是当天上午国关学院老师顾莺转发过来的一份招聘信息，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党校次日会来复旦招人，顾莺特意在信里提醒博士生们，“请仔细看附件，待遇丰厚”。 李开学比郑明早2年考入复旦国关学院，是政治学教授浦兴祖的弟子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在这份邮件里，郑明告诉这位正在找工作的大师兄，如对这个单位有兴趣，记得第二天下午去谈谈；同时，受导师之托，他顺便提醒这位博士就读已经延期快2年的大师兄，要尽快和导师联系，因为博士论文预答辩已经预定在3月20 日进行，而导师马上就要被复旦抽调去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学一年。 李开学住在复旦北区138号502室。从2003年9月考入复旦起，他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四年半，如果没有意外，通过这个月的论文预答辩以及随后的盲审和正式答辩，他将在3个月后拿到博士学位顺利毕业。 郑明是打不通李开学电话才转发这封邮件的，他们已经联系不上这位大师兄十多天了，这期间李开学的手机关机，宿舍电话没人接，但蹊跷的是，每天晚上能看到502室的灯始终亮着。 直到当天深夜，郑明依然没有收到李开学对这封重要邮件的回复，晚上11点多，暗自有点发急的郑，和李开学的另外一位师弟郭湘一起去502室找他，从敲门到使劲打门，屋里始终悄无声息，门缝里依旧透出橘黄色的灯光。已经有不祥预感的郑明马上找到复旦北区宿舍管委会，一个叫罗健博的老师迅即找来保安打开门。 郑明回忆，门打开后，自己走在后面，师弟郭湘第一个冲进宿舍，见李开学坐在电脑椅上，背对着门，鼠标悬在桌缘，电脑还开着，李的头歪在一边，仿佛睡着了。性急的郭湘从后面拍了一下李的肩膀，嘴里边嚷着：“大师兄，好几天不见，干什么呢？”见李没反应，余顺手把他的头扶正，这才发现这个大师兄双目紧闭，脸色已经发黑。 120和警方于3月6日凌晨先后赶到，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显示，这个44岁的博士生，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多时，“嘴角黑紫，尸斑呈暗红色，尸僵已缓解，头面部呈巨人观，角膜混浊，口鼻腔有红褐色液体流出至右面部(已干涸)，口唇粘膜青紫，呈皮革样化改变。” 从元宵到清明 3月6日这一天，武汉某公司的法务助理谢芳正在起草一份法律函件。已经十余天没有丈夫消息的她，在心神不定中突然接到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堂弟李魁的电话，说她在复旦读博士的丈夫李开学病了，让她带上儿子赶紧一起去上海看看。 李开学的两个妹妹此前已经从李魁那里得知真相，连夜从老家襄樊乡下包了一辆车出发，与谢芳母子在武汉天河机场会合。在虹桥机场降落后的摆渡车上，李开学的小妹李咏笛强忍住泪水，悄悄和侄子李挽澜先打了预防针，“好孩子你是男子汉，要做好准备，你爸爸已经不在了。”李咏笛不敢告诉嫂子谢芳，担心她知道后在路上就撑不住了，“小哥李开学是嫂子的天，小哥出事了，就是嫂子的天塌了。” 李挽澜在华中师大读大一，这个19岁的孩子也怕妈妈知道，扑在姑姑怀里无声地抽泣。蒙在鼓里的谢芳，那天还特意换上了一件红毛衣和一条红裙子，想给病中的李开学带去点喜气和开心，“他喜欢我穿鲜艳点的颜色”。 次日在宝兴殡仪馆里，看到已经面目全非的李开学遗体，始终不愿面对噩耗的谢芳瘫在地上。 复旦保卫处交给谢芳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李开学留给她的最后几件遗物：一张复旦学生校园卡，一张建行龙卡，一个学生证，120元现金，一只已经磨损得毫无光泽的摩托罗拉M3888手机。 警方现场勘察结论排除了他杀，但对死因和死亡时间没有做出结论。他的师弟郭湘说从现场看大家都觉得比较符合猝死的特征，李咏笛也觉得一向开朗乐观的小哥绝不会自杀。 郭湘肯定，从2月22日起李开学就再也没有下过学生公寓楼，因为事后检查他的学生校园卡，公寓门禁电脑显示，他最后进入这个学生公寓的时间是2月21 日晚上 8点31分。谢芳从电信公司调出的通话记录单也显示，李开学手机出现的最后一次有效通讯记录，恰是这天晚上9点43分40秒发出的一条短信。而李开学的常用邮箱也显示，信箱里最后一封已读邮件，是他在江苏泰州工作时的同事施劲华发来的问候信，2月21日后所有26封邮件都显示“未读”。 那天正是元宵节，这所著名的大学刚刚开学。 一位在复旦步行街吃饭时结识李开学的国关学院博士后刘守刚，事发后在博客里感叹“开学了，开学却不在了”。 郑明回忆，李开学参加了当天晚上的节日聚餐，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师友当中。 那天也是李开学最后一次和谢芳联系，他在短信里劝慰妻子，毕业了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周前，回家过春节返校的他和妻子在武汉分别，坐在火车上的李开学，穿着妻子买的黑色外套和深灰色羊毛衫。去世时他身上穿的也是这身衣服。 502 号公寓，包括一间公用客厅和A、B、C、D四间学生宿舍，按照李开学和复旦北区管委会签订的一份入住期为3年的协议，从2003年9月起，李开学就一直住在其中的A舍，谢芳曾经陪丈夫在这里住过一年，对这个房间极为熟悉。房间不大，左边靠墙是书架，右边是一张单人床，靠窗是放电脑的书桌，窗户朝南，往外可以看到对面的公寓宿舍和远处的光华楼。郭湘说，事实上从2007年7月后，整个502室里，就只剩下第二次博士延期的李开学一人独居。 谢芳后悔4年前不该离开先生去武汉打工，“如果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就好了”。她始终无法想象，从2月21日晚深夜和外界失去联系起，到3月5日深夜被发现去世，这13天里，丈夫李开学就是这样，在这个房间里的电脑面前一动不动地度过。 从3 月6日晚到清明节，谢芳在上海呆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她的亲属和复旦校方反复协商，谈判处理善后事宜，双方在法医鉴定和责任归属问题上一度陷入僵局。谢芳则陷入痴痴的等待，始终不肯相信丈夫已经离去的她，打发儿子先回武汉上学，说自己“要等爸爸毕业后一起合影再回家”。 课题和论文 2003年考入复旦的李开学，是政治学教授浦兴祖曾经带过的十名博士生之一，李和同一年考入复旦的曹绪飞，当初报考的是复旦另外两位博导，后被调整到浦兴祖门下，成为浦门弟子中的两名开山大弟子，一点区别是，李开学是脱产读博，而曹是在浦东区委工作的在职博士生。 在去世半个月前的2008年春节，李开学曾发短信给导师浦兴祖拜年，浦对这个短信印象很深，因为李开学很少见地称他为“恩师”。浦兴祖回忆，他也很高兴地给李开学回短信，祝他在新的一年“顺利通过论文，满意解决就业”。短信里浦没忘加上一句，要求李开学在新学期初预答辩前，把写好的论文给他看看。 浦兴祖和郑明回忆，李开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研究，经过讨论最后定为相对准确一点的《超省级结构研究》。 按照复旦的规定，博士论文要过五关，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论文盲审、答辩。浦兴祖的苦衷是，这个开山大弟子的论文，始终没能通过预答辩这一关。一直到李去世，四年半时间，他只看到过李提交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那还是在2007年3月的一次预答辩现场，这也是李开学唯一参加过的一次论文预答辩。 李开学拿着这一章论文直接来到现场，表示要在预答辩通过后的一个月内拼一下，把后面的四章赶出来参加盲审。浦兴祖回忆，预答辩席上一位陈姓老师不同意，对李开学说，开学啊，还有两三个礼拜你怎么拼？要拼四章，你会把命拼掉的，你还是推迟吧。1年前这个后来被指称一语成谶的细节，也给担任现场记录秘书的郑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到座位后的李开学随后陷入短暂沉默，嘟囔了一句，“不让我试着冲一下，我还不如退学呢。”郑明很清晰地记得，听到这话他怕事情闹僵，赶紧扯了扯大师兄衣角。 预答辩结束后，一位老师对浦兴祖说，今天有的同学本就不应该来参加答辩的。对这一隐晦的批评，浦兴祖有点恼火，他当场回应说：“又不是我要他来的，他自己只写了一章就跑到现场来了，我又不能说不要他参加。” 郭湘说，今年65岁的浦兴祖，是大陆恢复政治学后第一批政治学者，却在复旦的博导资格评定上颇历坎坷，直到2003年1月才获最终资格认定，对此有几分敏感，当可理解。 而李的懊丧也自有原因，这是他第三次折在预答辩这一关上。而此前的三年，他的相当部分时间，都在参与浦兴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并担任第一卷副主编。这也是李开学出事后，网络上出现“复旦博士被逼死在书桌前”声音的主要原因。 浦兴祖承认自李开学2003年考入复旦始，就已进入这个课题，另外两名博士生郑明、王芳也随后参与进来。浦兴祖一开始即对李开学提出要求，希望他把做课题和写论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两不误。在得到家属授权进入李开学工作邮箱后，记者发现其往来邮件也显示，自进入复旦以来的3年时间，参与这个课题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浦门子弟会定期在浦兴祖家里聚会，称为“聊学”。2005年6月13日的一次“聊学”中，李开学阐明了其对1949 -1956年阶段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写作框架。次年3月19日，浦兴祖在给李等博士生的群发邮件中提出： “时间无情而逝，进度越发急迫。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盼各位抓紧撰、改、审。”5月25日的一份邮件里，浦兴祖要求课题组成员“7月底一定要写出全部初稿，故必须以时限为第一，10来天一章，至少将前一、二年收集的资料进行初步梳理与分析，先形成一个框架，质量待8、9两月再提升。”8月3日，浦兴祖专门给李开学发邮件，明确提出“盼你集中精力，进度优先，兼顾质量，尽快逐一推出新稿(要倒计时，规划一下，多长时间一章)。” 这些往来邮件还提到关于诸如署名等学术规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博士生在前，老师在后。特殊情况下，如果初稿较成熟，老师不用太费力，则属博士生一人名字；若老师费了很大力气，则老师在前，学生在后。其他老师的审阅工作与有关人员的贡献也都在各卷上写明。” 必须承认，几乎每封邮件里，浦兴祖都不忘劝大家劳逸结合注意身体。 浦兴祖很快发现问题，李开学的进度明显比其他人要慢，甚至影响到了博士论文写作，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前述2007年3月那次失败的预答辩前，李开学未能做好2006年春、秋季的两次预答辩准备。 对此前网络上认为导师让李开学做课题影响了做博士论文的看法，浦兴祖觉得委屈。郑明回忆，其实此期间浦兴祖曾经两次让他悄悄传话征求李开学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放弃课题集中精力做论文。浦兴祖解释，之所以不对李开学直接说，是担心伤害这个年龄最大的大弟子的自尊心。但李开学每次的答复都是“问题不大，有信心搞出来”。“我是湖北人，老师放心，我们湖北人都很剽悍的！”浦兴祖对李开学的这个回答印象很深。 最后一搏 最后一次转折，发生在2007年1月初。浦兴祖决定对课题组人员展开重大调整，明确要求李开学和郑明、王芳等三人都退出，集中精力做论文，浦说这次李开学终于表示“很高兴退出”。由是，李开学原来担任第一卷副主编的课题，只完成了《干部人事制度》一章的初稿。 2007 年秋季开学后，郑明和王芳准备预答辩，延迟了一年的李开学又一次准备参加，这是第三次机会。但他对郑明说只写完了3章，郑明建议他将3章拉长成5章，征得浦兴祖意见后争取参加预答辩的资格。浦兴祖回忆，这次他对李开学说“你要是能在预答辩前赶出来剩下的论文就参加，实在赶不出来就还是再顺延半年吧。”直到那次预答辩前，浦兴祖未能看到李开学的论文，李开学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预答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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