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1989 （转自湖医82论坛）

class82 贴于2009/06/04 10:07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我的1989

1989年是中国不寻常的一年。19年前的今天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件依然让人无法忘却。那时我们是那么年轻，那么激情，作为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走上街头的我和大多数参加运动的人一样，心里装着惩办腐败，呼唤民主，继续改革的美好愿望。无论今后对“六。四”事件如何评定，或许都是一种民族的痛。如今“六四”快过去20年了，我也漂泊在这“自由民主”的美国近十年。时间和经历把我从青春转为成熟，可我仍然忘不了1989年，忘不了“六四”。在“六。四”19周年之际，回忆我所经历的1989，一来是对自己青春的祭奠，更重要的是一种反思。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历史，忘记历史意味着历史会重演，我们盼期中华民族的明天更强大！

记忆中，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好像是从四月份胡耀帮的逝世开始的。那时，我在口腔医院预防科工作。这已是我留校不到二年时间里换的第三个科室。第一次更换是我自己要求的，而这次是院方安排的。口腔预防学在国内刚起步，预防科也是新成立的科室，没有临床只有教学任务，连教材都是自己编写的。这样一个脱离临床的地方是不适合刚毕业的年轻人呆的，可我却心安理得，因为这地方太自由，太清闲，就差和同事老钱一起去汉口前进路当个体户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事件的发展。当时，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主调基本都是要求“民主”，惩治腐败等，但极具煽动性。此后，各地都出现了学潮。就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来说，学潮的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几个学运头头勾结外国骟动学生闹事。事情要从改革开放说起，但改革开放需要一个过程。在此前中国的思想禁锢很厉害，即便是在我们在校的80年代初，我依然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我们宿舍的哥们都喜欢邓丽君的“糜糜之音”，而校方对此却是禁止的。平先兄只好把磁带藏在床下的套鞋里，晚上熄灯后再拿出来大家一起“堕落”。现在当然难以想象可这是过去的事实。应该说80年代自由化思潮树立了当时年轻人的民主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逆思。而80年代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引起了市场波动并产生了很多腐败（这不用我多说了），特别地造成了当时日用商品（尤其彩电，冰箱）和原材料短缺，物价飞涨，使得社会上不太安定。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在发酵。

随后学潮开始扩散。北京，上海，武汉。。。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向街头。但口院一直很安静，毕竟它只是个临床教学基地，学生人数不多，而且分到各个临床科室，繁忙的实习任务和特殊的工作性质也不容许学生离开自己的岗位。但与口院一街之隔的华师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华师图书馆前的布告栏和广场就如同北大的三角地，每天聚集了大量的学生，每天都有更新的大字报和学生们激情的演讲。不可否认，大字报中，很多文章有相当高的水平，很多的观点让我耳目一新，让人热血沸腾。每每看到令人拍案叫绝的东西，总想把它保存起来。用笔抄太慢，后来，也学着其他人边念边用随身听录下来。在这种群情激奋的环境下自己也深受感染，这样我个人开始加入一些华师的游行队伍。

5月18日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天气很好，系里课程安排该我给85级口腔系的同学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按理说，刚毕业不到二年的我是没有资格走上大课讲台的，校方规定至少应该是讲师才能上大课。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科是新学科的缘故，在二轮严格的试讲考核后我被“破格”允许上大课而有幸成为当时口院最年轻的大课老师。我头天晚上才跟随华师的游行队伍回来，5月18日早晨8点走上讲台的时候，我的话题已不再是专业课了。大约9点钟的时候，华工，地大的学生喊着口号从关山向市区方向挺进，正经过口院大门口。从口院五楼的阶梯教师往下看，马路上学生们的热情一览无余，这时同学们早已无心上课。
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程老师，你带我们上街吧！”其他同学跟着附和起来。
此情此景让我不再有犹豫。我说道： “现在解散，大家回去准备一下，二十分钟后医院大门口集合。”
二十分钟后，大家带着自制的标语，旗帜等在门口集结。
“程老师，没有旗杆。。。”
“去把医院门口的竹子偷偷砍二根。”我也急了。

在简短地交代了安全注意事项后，我们便向大东们方向前进。。。

实际上，自4。26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后，不少学生开始罢课游行。记得到了5月初，虽然学校教学秩序仍然照常，但游行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很多学校已派官员到各个课堂尤其是大课，进行监督，劝止学生上街。我听到的从上面来的针对教师的指示和警告大概是说即便是学生罢课，但老师不容许罢教。即使有一个学生到课堂，教师也必须坚持上课。很显然，对这一警告，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我们的队伍到了大东门，已见人山人海，交通已严重堵塞。主要是来自各大学的学生。有的前往水果湖方向，估计是去省委，省政府。我们则往大桥方向行进。在到达黄鹤楼时，桥上已见不到有汽车来往，但仍不时听到火车的轰鸣。我们在桥头歇了一会，看见了有不少学生上了铁轨，很显然是想堵京广线火车。中午时分，人越聚越多，大桥上日头高照，气温很高。同学们大汗淋漓，嗓子已有些嘶哑，我们沿着大桥继续往汉阳方向前进，这时大桥交通已瘫痪，公路，铁路运输已完全中断。事后，从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知道，那天武汉长江大桥公路铁路被堵导致国家大动脉京广线南北交通中断，是大桥建成后的第一次，这在混乱的文革中都未曾发生过的。

大概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琴台立交桥下，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些来自湖医本部和其他院校的学生。大家坐地围在一起，一边休息一边听同学们自己的演讲。我们的周围也围满了前来声援的市民。那天天气很热，很多人给我们送来了食品和饮料。一家饮食店的女店主搬出了几箱汽水免费款待学生，亲自开瓶挨个递到队伍里，真令人感动。我现在还依稀记得那位女店主，那时侯“个体户”是个有点带贬义的词汇，但那位端庄美丽的店主，却是那么的善良。我想她在做个体生意的过程中很可能饱尝不公和辛酸，才会把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当成是“救星”。实际上当时的学生运动在开始时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虽然游行很多，但社会秩序并没有陷入混乱，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用友善来形容，公共汽车免费接送学生，因为有时候全车基本都是游行的学生，甚至司机会临时改变路线直接把车开到学校门口。。。

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对89学潮和“6。4”的冷血评价，特别是80后的年轻人。在我看来，这样的言论是不公平的！

改革开放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法制不健全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官员及其亲属们利用先天的优势加剧不公平竞争，有些倒买倒卖谓之官倒，有些以改革名义变相侵吞国有资产。很多厂领导把一个好好的国营大厂硬是整垮，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很多掌权的人根本就是裙带关系搞上去的。老百姓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有理没处说。而当今的年轻人成长在了中国近50年里最平稳发展变化最快的时代里，尤其对于上完大学直接出国的人来说，大概从来没有见识过太多由于社会制度落后造成那种封闭多年的高压社会，人们肚子里的恶气如涨价，官倒等等，又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无论你们对政府的看法和我们经历过64这一代的人有多么不同，无论你们中有些人如何热爱党和政府，无论你们认为学潮是别有用心也好，或后期被人“利用”或被人“绑架”也好，请你们不要对参与学潮的学生们泼脏水。我所知道的他们同现在的你们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国家。他们单纯，热情，有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我记得在琴台立交桥下一位女大学生用她那沙哑的声音所做的慷慨激昂的演讲，讲到情深处，她已是热泪盈眶。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为之动容。那些冷血的评论者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学生们会受到那么广泛的支持？当然最后这场运动被柴玲等那几个所谓“民运精英”人渣绑架，把广大学生所代表的最底层劳动人民的诉求（即要求共产党廉洁、自肃、开明），变成他们达到别有用心目的的工具。但是，整个过程中广大学生及市民们所表现出的爱国心、社会责任感及自我牺牲精神，让我直到现在一想起来依然感动不已。我仍然会为那些曾经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甘愿冒生命危险而绝食的学生们而下泪；为那些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声援学生的工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的老百姓而心动；也为在经过文革的劫难而发生了信仰危机后的中国还有那麽多的人站出来忧国忧民而热血沸腾。< /div>

我今天还坚信，如果当时六四的诉求能够得以重视和认可，正义得到伸张，那么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乖戾之气，就不会这么严重。

下午四点后，我们开始从汉阳琴台徒步返回武昌。经过一天的行走，大家显得疲惫不堪。由于桥上交通中断，我们到武昌桥头后下桥来到司门口，准备稍作休整后乘车返回。可是司门口交通异常拥堵，而且公交车很少。我们不得不求助口腔医院。院方很快答应派校车来接回学生。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已近七点钟，晚饭时间早已过了。正当又饿又累的同学们不知所措时，我们被告之食堂专门为我们准备了免费的晚餐。我顿时心生感激。我至今不知道是医院的哪一位领导在“敏感时期”做的如此人性化的决定，但心照不宣的是，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同情或支持。

在此之后，局面有些失控了。各方面来的信息让我感到学潮开始“变味”，此时，我变得观望起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华师，有天晚上突然听到一群人在校园内愤怒地呼喊“打倒XXX”，直呼一中央领导的名字，并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华师的学校广播台已被学生自治会占领，全天候播着VOA和BBC。在北京，“学运领袖”们呼吁绝食逼政府表态，那么多的学生真的就绝食了，一直到政府反复提醒是时候收场了，反复在收音机里电视里说不要出门不要上街。可学生“领袖”不发话，学生当然不能撤，就这么一直僵持到六四的凌晨，到传说中的“血洗”发生。然而“领袖”们却奇迹般地全身而退。

6．4的那天晚上，我在华师。学生们占据的校图书馆前的广场，声讨政府的各种“暴行”。许多激动的学生轮番上台发言。在学生头领的带动下，人们群情激愤，各种口号响彻广场。不久，学校来人掐断了主席台的电源，没了麦克风一下子声音传不到人群，于是后来很多人就散了。学生头领只好扯了嗓子高喊：大家不要走。。。

那时，整个社会确实处于混乱状态，各种说法真假难辩。很多学校如华师已经瘫痪，索性宣布提前暑假，于是大部分人都走了，那时的新词叫“空校”。

口腔医院即使是在学潮最混乱的时候，还是在正常运行的。我同往常一样，这段时间除了去华师看看“热闹”，其他时候都在老老实实上班。在6。4事件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医院的单身宿舍，我的宿舍里挤满了人，当然都是医院的单身职工。他们正在酝酿一次“骑车游行”抗议北京64事件，而且游行示威的海报已经起草好了，正发愁找不到人用毛笔把草稿用大字抄写在海报上。我回去得正是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字写得好，这归于小时候父母“逼”我练过书法。理所当然，我没有做推辞欣然接受了兄弟们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写完后，他们把海报贴在口院食堂的大门前。

第二天早上，我趴在宿舍的窗台上观察食堂前对海报的反应。我的宿舍窗户正对着食堂的大门，中间隔个篮球场，所以，对海报前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我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64已过，戒严令早已颁布，军队已进驻北京，学潮渐渐平息，此时风声已经很紧了。一会儿，看到医院院长经过，在海报前徘徊了一下，驻足了几分钟后离开。大约过了一刻钟，见有人来到了海报前，从四个角入手把海报“小心翼翼”地“揭”了下来！注意：是“揭”下来而不是通常意义的“撕”下来。更让我感到不祥之兆的是那人把海报折起来带走了。。。

后来，听到医院消息灵通人士说，院方在得知海报后，不知道如何处理，向上级请示，在得到了上级相当明确而坚定的答复和指示后，于是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不久后的一天清晨，我从汉口的姐姐家回校，在从武汉关至中华路的轮渡上听到了广播中对21位“高自联”头目的通缉。望着远处冉冉升起的太阳，还有脚下川流不息一直向东流的江水，真让我百感交集。。。

暑假很快结束了，转眼又到了秋季开学的时候。1989年除了学潮外，还有一个令自己难忘的事情，那就是我“出乎意料”地以总分近400的高分，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医的研究生。

开学后，局势已稳定。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政治学习，反省。那年，湖医研究生共约60人。我们研究生党支部大概10人左右。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学员居然来自戒严部队。在辅导员张小燕（？）的带领下学习，除了二个人以外，大家似乎都在认认真真地“走过场”。一个是我，当然是“心虚”：）。另一个就是戒严部队的，义正词严。刚入学的时候，大家相互都不了解，政治学习气氛也还很“和谐”。我说我“心虚”是因为那时我并没有“东窗事发”。

可是好景不长。记得在开学不久后的一天，我还在课堂上，被张辅导员叫到外面，她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口腔医院在找你，要你马上回去。这时，我已经猜到会是什么事。我告诉她，我现在还在上课，能不能上完课再去。她用勿容质疑的口吻说，课就不用上了。如果问题不交代清楚，能否继续上学还是问题。。。

其实,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只是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而且似乎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我迅速清理好我的课本，立刻骑车从医学院赶到口腔医院。到医院后，我被告之前往医院纪委报到。说起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纪委”这个机构是做什么的，去了后才明白，原来是处理犯错位的党员的。本人在医院学习工作多年，也算个活跃分子，而且医院不大，所以，一般职工我都是熟悉的。来到纪委，接待我的人不是“长子”吗？

说到“长子”这个人，医院的人应该对他都很熟悉。不只是因为他个子高（恐怕有1。90米），而且此人给人的感觉是热心快肠，乐于助人，喜欢为医院做一些“打杂”的活。比如，有舞会或演出什么的，他通常帮忙搬搬东西，调调音响，拉拉幕布。。。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在工会工作。由于过去在医院时常登台表演，而“长子”总是在后台义务地做些杂事。所以，我对他印象还不错。

我走进纪委，见到“长子”，正想套个近乎，可“长子”看上去一脸严肃，同平时我见到的他判若两人。这种快速“变脸”的人，我以前在反映“文革”的电影中见过。他把我带到纪委隔壁的房间，里面放着张桌子还有一把椅子，好象是为我特意准备的。他拿来了一只笔和一摞信纸，对我说：“你先自己交代一下你的问题吧”。我同他说我还在上课，能不能拿回家写。回答是否定的，“长子”说在我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我是不可能去上课的。此说法同辅导员的一致。

当天我就在纪委写好了我的“交代材料”。离开时，“长子”让我不要外出，要随叫随到。我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天，之后又被叫到纪委。

“长子”对我说：“交代材料已经看了，你不老实。有些问题你没交代，有些没有交代清楚。。。你必须重新交代。不要有侥幸心理，组织上已掌握了你的一些情况。”

当我问他都掌握了哪些情况时，以便我有针对性地交代。他说无可奉告。

接下来的几天,我只好接着交代自己的问题。其实就是把自己在学潮中做了些什么，详细地写下来。我被又一次告之我的交代“不合格”。同时，他们又给了我一些学习材料，说是写完交代后还要求写反省。。。对于组织上的这种做法，我感到无可奈何。近一周来，我已经看到了，如果不按他们的意思“老实交代”，我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这让我想起了“文革”。虽然我没经历过文革，但从父辈的经历中感到那种“清理”的方式是同出一辙的，只是没有肉体的体罚。那些日子，我心情遭透了，我心里没底，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对我重复我的问题没交代彻底。同时，又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组织上已掌握了情况。那意思好象是说，组织上已知道你做的一切，让你交代只是看你老实不老实。而对我来说，我真的是交代了我做的一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交代的。而那些动不动以组织名义的说道就象是一种“威胁”，“恐吓”，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精神折磨”。我真能理解为什么在文革时，那么多的人会被逼疯或自杀。我那时已经知道我在学潮中认识的华师的二位老教授，他们每次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后来在组织上找到他们的时候，为了不再次触动自己文革的“伤疤”，二人立即宣布退党。可我不行，我太年轻。那时社会不象现在开放，个人的一切都牢牢地掌控在组织的手中。如果是现在，大不了不干了，或去给朱维冰打工，老朱恐怕不会考察本人的政治表现吧：）。可在当时，我相信即使自己不干了，哪个地方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人！那是一种求生不成，求死不能的无奈。

我在“交代问题”上来回几个回合后，组织上终于出面找我谈话了。从谈话中我知道了我的交代同他们掌握的情况出入是很大的，其中他们列举了一些我并不知道或没有参与的事情。对其中的二条主要“罪证”，我对第一条“供认不讳”，但对第二条“持有异议”。

第一条就是5月18日我带领学生罢课游行，并且说此条得到了很多职工的“指证”。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应该是我在医院的交谊舞培训班教舞的时间。这事说来话长。那年头正是交谊舞盛行的年代，而口院则是绝对的先锋。从精良的乐队装备到一流的舞厅装修中可见一斑。而本人则有幸被医院送往省歌舞团作脱产强化学习交谊舞蹈，为的是学成后给医院进行交谊舞扫盲。5月18日因为我的缺席而导致那次舞蹈课取消，这让那些兴致正旺的舞迷们很失望。要知道职工们都是下班后没回家在那里等待，在得知我去游行不可能来上课后才散去，确实是我动了“众怒”。其实这个班已开了一段时间了，可那天我因为去游行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交代中，我并没有隐瞒带学生游行这一事实。而组织上强调这一“证据”显然是想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掌握的情况是不用质疑的。

可对第二条指控我64后在医院组织和发起示威游行一事却不敢苟同。前面我已经说过那张海报的事，我对他们说我不是组织者和发起人，那海报不是我“写”（指起草）的，但又是我“写”（指抄写）的。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是苍白的，因为他们有“铁”的证据在手，并向我出示了那张被“揭”下来的海报。这后来让我徒生几分感慨：这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如此地富有戏剧性。因儿时练过书法，我能写一笔还算过得去的字，就这一技能，学潮中让我犯错误；同样的，这一技能让我在日后找到同济的工作却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上班后那里的人问我走通的是省里的哪条路子。其实，只是主任看了我递上的手写简历，问了一句：“字是你写的？”我说是。她就为我写了条让我去找人事科了。可我知道自己这次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我愈解释就被指责成愈不老实。最后，我放弃了，我承认了一切，一切我做过的和我没有做过的。。。

我的交代阶段就这样过去了，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说，经过调查，我并没有参与“打，砸，抢”等带有刑事犯罪的活动，我可以回到课堂上课了，参加学生支部的学习。等我回去的时候，支部的文件学习已告一段落，开始了“洗脑”后的“党员重新登记”，也就是说要除掉不合格的党员。由于有了前面的交代，我在支部里的日子当然不好过。党员同学应该清楚，学潮后的支部组织生活要求是很严的，不容许迟到，不容许请假。由于我的出现，把原本枯燥的组织生活一下变得“活跃”起来，变得“有的放矢”。毫不夸张，支部生活会也就成了对我的“批斗”会，“帮助”会，和我自己的“反省”会。每次开会，我都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开，以表示自己认罪态度诚恳。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人生的低谷，主要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从小在老师和家长眼里，我一直都是个“好孩子”的形象。突然间，我好象成了一个“罪人”。。。令我沮丧和失望，而且这种痛苦没人同你分担，也没人敢同你分担。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给我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心理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中国的每次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会树立各种各样的“典型”，正面的作为学习榜样，负面的作为一面镜子。而我便成了湖医64秋后算帐的负面典型。其实，参加学潮的学生和老师是很多的，组织上把我作为“典型”是考虑到我的特殊身份---既是教师又是党员。学潮后对在校学生的处理是比较宽容的，因为毕竟学潮是一次学生运动。但教师的身份就不一样，何况有言在先，教师是不能罢课的。如果是非党员教师参加学潮也不会被严肃处理的，但党员就不一样了。不幸的是，二样我都占了，这个典型让人心服口服。

因为这件事，课程掉下了不少，我已没有太多的心事学习，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而且时常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情绪低落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再上学了。有一次同导师谈到此事，他一方面让我配合组织把事情弄清楚，一方面说如果我辍学的话则太可惜了。或许是帮我减压，他让我不要担心课程学习，并承诺我会把我的专业成绩给予“优”。同时，嘱咐我至少应该把80%的精力用在英语学习上。其他不用我操心。他给我的原话是，“研究生三年，我不期望你有什么创新或发现，你只要知道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基本套路就够了。这样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英语学习上。”他甚至拿他儿子给我做榜样，要我像他一样把英文磁带听断为止。导师的话给我了很大减压，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我不再在意我的其他课程。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我英语的“恶补”。当人在逆境中，如果你很投入或关注地做一件事，那么痛苦就会小得多。我当时就把学英语当成一种摆脱那种精神痛苦的一种方式。后来看到报道说影星刘晓庆因税案身陷牢狱时，也是用学英文来打发那段时光，我不禁会心一笑。

当时的英文学习资源是很有限的。首先我不惜“血本”买了一部“双卡四波段收录机”。听力的材料少得可怜，短波收音机可收到BBC和VOA，调频可收到“Radio WuDa”(武大开办的校园英语广播)。再就是湖北电台英语讲座和中央台的“星期日英语”。那段时间的英语学习可以说达到了“疯狂”地步，尽可能用一切机会学习。湖医有限，我便到周边的大学找各种英语讲座，武大，测绘，华师，最远的去过华工。买不起电台讲座的磁带，我就能天天把它录下来。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痴迷英文歌，经典的或流行的，都能让我如痴如醉。当时市面上的英文歌带不多，据我当时的了解，大陆最早引进的原版英文歌带应该是中国唱片公司出版的“浓情篇”系列。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细节是我想收全这些磁带，可当时财力有限。一盒原声带的售价是7。50元，而我们每月的助学金是71。50元，相当于十分之一。有一次又有新带发行，我实在太喜欢那带子了，可确实是囊中羞涩。每次经过广阜屯武测前面的路边小影像店，都要不自主的进去把带子看一看，然后放下。有一天老板发现了，说如果喜欢他可以进价给我。当然，最后我收全了那些带子，而因此我也可以不看歌词脱口唱近100首英文歌，由此可见当时的疯狂程度。也许是为了纪念，也许就是因为太喜欢，有些带子我带到了美国保存至今。只是现在没有人再用盒式磁带了。没有老高那样的财力去收藏手表，我也就开始收藏原版DVD电影碟片，目前已近500张。

说起来很有意思，后来国内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学英语方法“李阳疯狂英语”。我想李阳先生深谙此道。就我个人的多年实践经验认为，学英语没有捷径，如果有的话，“疯狂”可能算是一种吧：）。虽然我的这种“疯狂”有点“歪打正着”，但终究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有了回报。自己英文能力有明显长进，在那年的6级英语测试中，全年级60名研究生，只有三人一次性通过，我是其中之一。这在当时“万念俱灭”情况下给自己是个莫大的宽慰，对导师也是个交代。

我就这样一天天“熬”过了那段日子，而学英语成了我唯一的乐趣。真可谓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对于以上的经历，我想说的是，每种人生阅历都可能让我们懂得一些有意义的人生哲理。世事无常，无论苦与乐，每一个日子都是一种经历，而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笔财富。以一种平常心积极地生活，不必在意结果，而重视其过程，让自己眼前的每一天过得充实而有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全国范围内的“党员重新登记”终于结束了。这标志着不会再有每天的政治学习了，不会再有“批斗会”了。在我极其诚恳的认罪态度下，我“侥幸”过关。至于我档案里怎么记录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正当我准备松口气时，组织上又找到我，派我到乡下基层去“体验生活”进行进一步“洗脑”。。。

我前往接受教育的地方是红安县。虽然我知道红安是革命老区，自己也很了解中国革命史，但红安之行，仍让我感到震惊。就在那片土地上，走出中国工农红军两只长征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每3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4个牺牲的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红安籍英烈。这里还走出了共和国的二百多位将军。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青石板路和苏维埃列宁小学。

我报道的单位是红安县卫生局。在这个偏远的县城民风是朴实的。他们热情款待了我这个来自省城的研究生。后来，上面说我是因犯“错误”来接受教育的，不能呆在县城机关，要下到更基层去。于是，我被派到了乡下。

我去的地方是一所乡下卫生院。卫生院是一排很破旧的土砖平房。我到达的时候已近中午时分。医院里只有二个人，其中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妇女可能是护士。我说明来意，她要我去找宋院长，并顺手往医院前池塘的方向一指。我这才发现，池塘边有一个人在钓鱼。我走过去同他打招呼，宋院长手里拿着鱼杆，嘴里叼着烟，他并没有起身，只是转过头来，眯着眼打量着我。问道：“你是学什么的？”在知道我学牙科后，他无可奈何地说他那里连五官科都没有。

午饭时间到了。他提着他钓的鱼，把我带到卫生院附近的小饭馆。他把鱼递给店老板，并吩咐多做几个菜。看得出他是这里的常客。在吃饭闲聊中，我才知道坐在我面前的“村会计”模样的宋院长竟然是武汉医学院79级的本科生。这让我有些肃然起敬。那时的大学本科生并不多，他怎么会分到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卫生院，而且尚能如此心如止水，自得其乐。对我来说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修炼？在这样一个几乎连收音机信号都不太清楚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看到他，不禁让我想起武侠小说中那些看破红尘或隐居江湖的侠士们。原来这样一种“世外桃园”的生活确实可以让人忘却尘世间的许多烦恼。

宋院长给我的任务是下乡送疫苗。卫生院有辆很破旧的“除了喇叭不响其他都响”的救护车。我和司机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装车，然后把一箱箱疫苗走乡串户送到农民手中。因为是山区，路不好走，一天下来也就只能送几个地方。更悬的是这车的刹车不灵。遇到路况不好时，我总是急着让司机踩刹车，这司机倒胸有成竹，笑着告诉我这车的刹车不是踩一下就能刹住，要先预踩二下才行。他要我别紧张，他开了这车好多年，知道这车的脾气。

红安之行让我收获不小。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迄今为止自己的所有经历只不过是从学校到学校。这次“洗脑”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这种收获并不仅仅是组织上所期待的那种“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革命江山是用烈士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年轻一代要珍惜。。。”的老套说教，更重要的是红安城的历史厚重感让我看到了她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另外的一种清新淡雅的田园似生活方式。在我的想象中，这种生活方式会给当时的我以极大的精神慰籍和解脱。所以，当我乘车离开的时候，居然会有一种莫名的依恋和“解甲归田”的冲动。

从红安回来,组织上要我写一篇“反省”的材料。我按组织的基本要求写了近十几页纸的关于我这次红安行的收获，上交给了湖医党委宣传部。我的材料在审查之后被退回来。他们告诉我需要修改一些内容，也要补充些内容，而且，要求我在开学典礼上做报告。对组织交给的任务我只能服从。我又重现写了一遍稿子，因为要拿到开学典礼上讲，我修改了文章的结构，而且按要求加上了邓小平的讲话等内容，再度送到宣传部。第二次还是被打回重新修改。在第三次的时候，我写的材料通过了。那是一篇长达二十页的报告。就在开学典礼的前一周，我接到组织的通知，要求我把稿子背下来，而不能照稿子念。对于如此长篇的稿子，这一要求对我来说有些“苛刻”。在中国，开会念稿子天经地义，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念，而必须得背？后来，我知道“念”与“背 ”的区别。区别就在于报告者的“态度”。因为这不是庆祝表彰，而是一个犯错误者的反省，显然，“背”让人觉得我的反省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安排可谓煞费苦心，而我尽管无可奈何但只能接受。

因为学潮的原因，其后的第一次正式开学典礼没有了以往的隆重，而主要任务是给新生进行学潮后的教育。这让开学典礼仪式在程序上也简洁了很多。记得开学典礼上就二个人讲话外加一个新生代表发言。我出场做了我生平第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在我讲完后，当时的党委书记张志善做了总结发言。在他的报告中，我听到了他对我所做的演讲的感想以及对我“思想转变”的肯定。只到这时候，我心里才有了一丝轻松感。

后来，湖北省高校成立了一个针对学潮后教育的演讲报告团，我作为湖医的代表随团在各高校巡回演讲。我做的第一场报告是在武测。此后，我借故其他原因而没再随团巡讲。

至此，关于我所有在学潮中所犯错误的交代，学习，反省已全部结束。虽然我又开始我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但是，这段经历给我乃至我家庭带来的潜在影响是深远的。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激起了北京学生的反美游行示威，我母亲第一时间从武汉打电话到北京嘱咐我不要参加任何游行，她并不想区分游行的目的，她只想让我不要再惹麻烦。96年我入北医时的政审和99年我办出国手续，我都被质询过资格。只是多少年来，无论政府和民间都对64进行淡化处理，所以，我并没有遇到特别的麻烦。虽然如此，上次回国，我在北京海关出入境依旧受到“特别关照”。在我的护照“划”过后，海关人员会打个电话，等待几分钟后才盖章放行。

我前面已经说过，写下这个经历只不过是一种青春的“祭奠”，抑或是对历史的反思。时间的逝去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一切也都在随着时间而改变。19前的学潮曾经粉碎过我们幼稚的理想和信仰。那时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崇拜的不得了。可是今天, 民运，经过这近二十年的海外漂泊，早已蜕变了。为了能够在海外存活下来，过去的民运“精英”们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一切能给予自己金钱的势力效命。“民主”------多么美妙的字眼。我以为我义无反顾地来到标榜“民主”的美国就真的会是另外一番天地。可岁月与现实又一次在讥笑我们“太傻太天真”。多少年过去，从巴拿马，科索沃，到伊拉克，每次美国总统都说：“我们给他们带去民主和自由”，跟真的似的。老共批评美国“借民主人权干涉内政”的陈词烂调还真TMD蒙对了。美国媒体的自由在我看来根本就是假像，只不过它的媒体在造假流水作业方面专业得多。从科索沃到伊拉克，从股市泡沫到房市泡沫，忽悠你没商量。再看奥运报道，处处透着自以为是的小家子气和对中国人的偏见。美国的私人经济是国家的支柱，而公司里恰恰是最独裁的，你敢缠个写着“民主，人权，自由”的头箍去骂你顶头上司吗？

当然，现在的我仍然崇尚民主，喜欢自由，可我脑中的民主和自由已不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品，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再是榜样。我们在西方世界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诚实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西方人真心希望中国变得强盛，中国人生活更加美好吗？西方的“民主”“自由”真正象它们所标榜的那么好吗？一个崇尚个体，强调自我的社会，怎么可能形成一个让地球上人人接受的，崇高的“普世价值”？

当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在心目中轰然倒塌后，飘在两种文化的边缘的我选择自得其乐。不再糟贱自己去迎合西方“主流”，也不再委屈自己的中国心。我听够了自虐式的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数落，看够了拿着板砖往自己脑袋上狂拍的同胞。就算中国文化有生理缺陷，SO WHAT？爷们照样身残志坚，活着乐着，码方块字开心着。大家也都看到了，在真事上，还是得靠中国人自己。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每一天我们都在被深深地感动着---为灾区人民的不屈不挠，为全国人民的不舍不弃，为解放军战士们的舍生忘死，也为温家宝的老泪纵横。在十九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民执政，以民为本的政府。对于地震的处理，中国政府的反应和举措堪称世界的典范。

我不是政治家，没有资格更没有能力对64进行评介。我只是做为一个参与者和目击者与大家分享我所经历的1989。这不是一篇反共反政府的檄文，显然那不是我的本意。客观公正的说，中国政府近10年，为中国人民作了很多好事，让无数的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国家在各方面都在积极的改善，让中国逐步恢复了世界的尊重。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看到，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也许美国人永远不明白，19年前曾经参加过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学生，今天会高喊“中国万岁”举着五星红旗去保卫奥运火炬。艾青的这句诗如此贴切地表达了作为一名海外游子的心声：

------“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

十九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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