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八）我从武汉大学毕业拿的却是小学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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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八）我从武汉大学毕业拿的却是小学文凭

tzdz 贴于2010/05/17 22:37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朝花夕拾（八）我从武汉大学毕业拿的却是小学文凭
tzdz (老掉牙) 未名散文.原创文学板

1957年我父亲的工作从中南财经学院调到了中科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由武大校长，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达先生兼任。有人一定会说我把“社科院”错写成了“科学院”，其实我没错，“文革”以前，在中国文理是不分家的，当年中科院的院长一直是由大文豪郭沫若先生担任。

这样一来我家就从蛇山的南麓搬到了洪山的北麓。在科学院选中这块风水宝地之前，如果你从洪山宝通寺一侧爬上山顶，可以看到满目苍凉的洪山北坡，眼前全是半人多高的茅草，“风吹草低”没什么牛羊可“见”，随着风起风落，在茅草丛里若隐若现的仅有密麻麻的坟包。

科学院自然是不信鬼神的，于是刨掉一部分坟墓，建起了三栋办公楼和五、六栋宿舍楼。我们刚搬过去的时候，走在路上随时会踢出一堆白骨或是骷髅头什么的。至于全部坟墓都被迁走，那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当年由于此处没有什么像样的马路（院内的马路也是碎石路），门牌号码不好编排，于是有人建议按楼房编号，称作洪山××号。不过老百姓一般习惯把洪山南麓称为“洪山”，若把北麓也称为“洪山”容易造成混淆。于是此处便被命名为“小洪山”。后来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施洋墓一侧的山峰是“小洪山”，而把宝通寺一侧的山峰称为“大洪山”，其实是以讹传讹。

前文说过，那个年代小学生上学并没有择校一说，几乎全是就近入学的，因此居住在“小洪山”地区的小学生，全部被安排到“水果湖小学”（现在的“水果湖一小”）上学。那个年代的公务员还没有什么特权，自然水果湖小学也就还不是“贵族”小学。由于我父亲除在“哲社所”任职外，还被武汉大学聘为教授，于是我就成为一个特例，转学到了离家稍远的武大附小，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就成了一名在武大附小念书的学生。

武大附小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武大、水利电力学院以及测绘学院的教工子弟（现在后两个大学加上湖北医学院都已并入了武汉大学），也有少数是附近村庄农民的孩子。那时候从武大到小洪山之间除去菜地、稻田、藕塘之外就是坟地。我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一个人从乱葬岗子走过。

那时候看电影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一般都是露天电影，5分钱一张票。武大附小有时也放电影，每次只收2分钱。如此巨大的优惠，我当然不会轻言放弃。如此一来，我不得不在电影散场之后一个人从乱葬岗子走回家。当年我十二岁左右，虽说不信鬼神，要一个人从没有路灯，有时甚至连星星和月亮都没有的坟地走过，想想也真够“伟大”的了。虽说是野地，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型野兽，仅有狗獾、刺猬、田鼠、蛇等等。坟地里除去虫鸣之声外，感觉有点安静过了头。若碰到阴风乍起，其气氛还真有点瘆人。我真不明白当年我父母为什么会那么放心。看看如今即使是高中生，晚自习后，走在灯火辉煌的沥青马路上，学校还要求父母到学校去接。我真不知道是社会进步了呢，还是另有其它的什么原因……

话说我一个人晚上从坟地里走过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相当害怕的，我手中握着一个手电筒，眼睛完全不敢向前看，只是低着头看着手电筒照在地上的光圈，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步子。当有一只老鼠从脚边窜过时，我的寒毛都会竖立起来。若果此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这条小路上走的话，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喜还是忧。喜的是有一个“同类”给我壮胆，忧的是，不知来者是“鬼”还是“坏人”，因此我还必须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那人与我的想法一致，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路和平共处地走下去。

由于家离学校有点远，因此有段时间我中午就在大学的学生食堂里搭伙。吃过午饭离下午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在武大的校园内乱窜。最近看到有文章介绍东星航空的老总兰世立，他在武大读书时，曾经到各宿舍捡牙膏皮以补贴生活。其实到大学生宿舍捡牙膏皮，是我们的“发明专利”，我们就经常作此营生。当年如果捡到锡的牙膏皮，一个可以卖3分钱，3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还是相当可观的！现在东星航空已经破产，我们就不找兰总要“专利转让费”了吧。

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爬珞珈山玩。山顶上有一座用角铁建成的几十米高的铁架子，据说是测绘学院所建，没有人告诉我们攀登会有什么危险，因此我们就经常爬上去，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很远处的风景，放眼四望，葱茏的树木覆盖着大地，由于没有高楼大厦，所以仅有少数房屋从树丛里露出红瓦来。北面的东湖感觉就是嵌在这绿色世界里一面明亮的镜子。山风袭来，特别令人心旷神怡。

山上还有许多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碉堡，我们手中握着权当冲锋枪的树棍，一边把石头当成手榴弹扔出去，一边高喊着：“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而后冲进去将其堡垒“占领”。一次当我高喊着“缴枪不杀”，并第一个冲进某座碉堡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敌人”是一对男女，那个男人正在镇静自若地提裤子，“敌人”没有投降，反而是我这名无畏的“战士”吓得立即倒退了出来。

一次午饭后我们在靠近“三区”的山上发现一个山洞，第二天我们带了一个手电筒去探险，我手握电筒走在最前面，发现洞里堆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头，石头上还有火烧过的痕迹。这时后面的人说看不见，要我转过身来给他们照亮。我的眼光随着手电的亮光移动着，突然发现在石头缝里插着一把刺刀，我立马冲过去把刺刀从石头缝里拔了出来。大家都非常高兴，并一致决定这把刺刀谁也不许独吞，是所有参加今天活动者的共同财产。

回到学校，我们就在自来水龙头底下磨我们的刺刀，同学们都用极其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

下午学校召开了一个全校师生大会，说是在某个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于是校长把我们几个人找去，向我们了解发现刺刀的详细经过。意思是这把刺刀是写“反标”的“美蒋特务”留下的，并要我们把刺刀暂时交由他保管，破案之后再还给我们，一直到小学毕业，校长也未把刺刀还给我们，也许是“美蒋特务”未能抓到？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武大也建了不少土高炉，还办了砖瓦厂等工厂，我们这些小学生就被安排去砖瓦厂劳动，帮大学生们搬砖。

1958年9月12日毛主席视察了武大校办工厂，我是第二天才听说的。那个时代的领导人，出行时虽说也有“安保”，不过并没有刻意地把领导与群众隔开，因此我的一些同学都见到了毛主席。不像现在我等草民即使是见一个区长都比登天还难。

此时的学校，学生除去上文化课之外，又开设了“劳动课”，也就是让我们小学生开荒种地。荒地学校周边就有，但学校没有锄头等工具，要学生从家里带来，我家当时还未置办此类东西，因此我在上劳动课时往往无所适从，也就常常被老师认定是劳动态度有问题。据说这些都是要记入档案的。

大概也就是从58年开始的吧，我们小学生也开始有了对你终生不离不弃的“档案”。我们小小的年纪就要被打上“阶级烙印”。每个人都要在档案里填上“家庭出身”，并被告知这就是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我于是在这一栏填上了“教员”两个字。但老师却用审犯人的眼光看着我，要我回家问清楚，自己家解放前三年靠什么生活，还要了解我的祖父是干什么的。意思是不把我的家庭出身定为“地主”，老师还真不甘心。从此我才知道我的父亲是一名遗腹子，我的祖父是一名私塾先生，因教书不赚钱而改为习武，一次在练“飞檐走壁”时不慎摔死。这样我就一直把“教员”的家庭出身填写到“文革”结束。总算没有享受到“地主”的特别待遇。不过后来我终于知道，我的祖父和父亲虽然都是不折不扣的教师，但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由一个穷光蛋突然暴发成大地主的暴发户。还好，那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并没有进一步了解我的曾祖父是什么的干活，于是才使我幸免于难。好在现在社会总算“进步”了，“暴发户”成了被人们所景仰的一类人，一般还会被授之以“两会代表”的头衔。我想我的后代再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歧视了吧？

抛开政治因素，我在武汉大学度过的一年半时光还是无忧无虑的。那时候武大周边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反而是有许多的农田和鱼塘。我们到生物系后面的竹林里去偷砍竹子，然后做成鱼竿钓鱼，还在池塘里面划船玩。宋ZX就是教给我钓鱼的小朋友；魏DQ的妈妈在农村，因此他就和在武大图书馆工作的父亲住在图书馆里，有时晚上他就在书库里睡觉，有此特权，使他读了很多书，古典小说名著全都看过，因此他经常给我们讲隋唐演义等故事；陈DJ则是从初中到高中都与我同学，如今我们都已经失去联系四、五十年了，不知如今他们过得可好？

1959年我从武大附小毕业，于是拿到了我的第一个毕业文凭——小学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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