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jungle
送交时间:2013/04/08 14:07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www.wuda-alumni.org) 加跟贴 加新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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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木行走:讲讲我的生物创业过程(2)jungle 贴于2013/04/08 14:07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这个时候跟股东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在公司闷头做培训的时候,我首先跟公司的第一个投资人发生了争吵。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做技术的,对管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他总是想在各方面控制我,或是说让我听他的指挥。2010年我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中国。美国这边几乎全部停滞了。我们最早的这个股东希望我回到美国来,尽快分析IL23和IL25这两个小鼠,以便销售赚钱。我当时觉得这两个小鼠销售不销售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国内建一个基因敲除研发团队。我跟他讲,我的目标是做一个“汽车制造厂,而不是一个卖汽车的dealer”。所以我必须在国内手把手地教我的团队。一旦我离开,所有人都会停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所以我必须在北京坚持着。那个时候,尤其是2010年下半年,我们两个人几乎天天都要打电话争吵很长时间,包括写email吵。他总觉得我没有公司管理经验,很快就会把公司搞垮。并给我太太打电话,让她说服我回来。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直到有风险投资进来,他的股份升值。后来再谈起的时候已经是轻松玩笑了,他说我作为总经理,就应该有主见。从那之后,基本上我可以在管理上得到信任了。我的感觉是做公司需要固执一些,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总觉得别人的建议好。当然好在股东之间一般都是就事论事,矛盾过去之后,大家还是朋友,谁也不会心里有疙瘩。 我回国的时候,从一个朋友那里拿到一些小鼠胚胎干细胞。但我想做为一个基因敲除公司,一定要开发自己的小鼠胚胎干细胞。其实开发胚胎干细胞也应该是我们这种公司的一个业务。于是我们开始从C57BL/6小鼠里慢慢分离出了好多的胚胎干细胞系。通过重组效率、嵌合率、和种系传递(germline transmission)等各种检测,最后找到一株非常不错的细胞系,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细胞系来做基因打靶。 一直到了2011年3月,我们对打靶载体设计、构建、细胞转染和southern筛选等都做了无数的重复,觉得技术稳定了。尽管还没有做出一个小鼠来,但我总觉得可以做服务了。我提议开始找客户,但公司员工多数人还是觉得不放心,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小鼠之前,就不能算成功。我当时自己脑子里做了很多的思想斗争,最后觉得只有有了外面的课题,员工才会觉得公司可以靠这个服务挣钱,才有希望,有干劲。通过客户的课题给员工压力和动力,也会保持公司员工的稳定,这个时候或许需要胆子大一些。所以我决定开始做服务。决定之后,就是能不能找到客户的问题了。 当时国内已经有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和上海南方模式。我也不知道做为一个小公司,我们能不能得到客户的信任。或是说我们在国内有没有市场,如果有,能争取到多大市场。我们怎么跟南京大学或南方模式竞争?当时心情特别的忐忑。抱着试试看的心思,我浏览了一些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网站,这些研究所PI的email地址列得非常清楚。于是我就给中科院动物所,发育所,上海神经所等单位的PI分别发email,说我们可以做基因敲除小鼠。特别幸运,马上就有人回email问我们的服务和价格。上海神经所里有一个教授让我去一趟上海,他帮我找了一些教授,一起吃了个午饭。一下就从上海神经所拿到好几个课题(上海神经所现在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在跟客户谈的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怯懦的。总觉得特别不自信,象是在偷客户的钱。我感觉到我待过的实验室名气对我做市场帮助很大。我们的客户几乎都是海归,看到我介绍自己从Dan Littman实验室出来,好多人就会对我们公司增加信任感。比如一个NIBS的教授给我打电话说想做一个课题,问能不能见一下。他希望到我这里来看看。我明白他是想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实力。他过来之后,我们两个聊个人经历,我说我曾在Littman实验室做博士后,他马上就放心了。 就这样我们的服务开始了。但由于之前我们在北京还没有作出过一只小鼠来,所以那种忐忑和不安一直伴随着我,好像也经常失眠。 我们服务的第一个课题是上海神经所一个教授的。2011年4月16日开始,做得也比较快,7月就完成了阳性克隆的筛选,并进行注射。我们直到2011年5月份还没有注射团队,其实当时还没有想好在哪里做注射,养小鼠。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出国前工作过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那里有一个国家啮齿类动物资源种子中心,是中国最早的SPF动物房,也是北京最洁净的动物中心。一是人比较熟悉,互相比较信任,二是他们正好想做动物资源,两家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就将显微注射工作放在了国家啮齿类资源种子中心。但他们也没有多少显微注射的经验,于是我们又招人,请人来教,包括从美国请人去教。这样逐渐把团队建设起来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11人的显微注射团队)。当时这个神经所的课题就是我压的宝。公司能不能活下去,就看这个课题给不给力了。后来得到了嵌合鼠,开心了一下,又开始担心有没有种系传递(Germline transmission)。直到2011年10月30日,我们看到了小黑鼠,说明种系传递没有问题,我才真正把心放下来,因为我知道公司可以活下来了,不管活得好还是不好。 另外一个特别运气的事情是,哈佛医学院的Klaus Rajewsky离开美国回德国,我们公司有两个人从Klaus实验室过来,其中就包括我们现在的副总彭博士。彭博士北医毕业之后,在芝加哥读的博士,又到Klaus实验室做博士后。两年之后老板要回德国,她不想跟着去,所以就到了我们公司。她是2011年5月彻底回国到我们公司的,回去之后,就做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公司也让她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公司从她回去时的12个人,到现在的近90个人,大部分人都是她招的。回去仅一年的时间,她就分别入选了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高聚工程)和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海聚工程),政府对她个人奖励共200万人民币。说明北京市对人才的重视。 言归正传,因为课题积累,做不过来,公司理所当然是要扩大规模。包括人员,场地。那个时候经常有投资公司的人到我们公司里来谈投资的可能性。但多数是煤老板,房老板做的投资公司。我觉得即使要他们的投资,以后跟他们沟通也可能比较费力,所以就一直拒绝。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公司发展太快,只要课题够我们做,有盈利就可以了。直到认识一家叫百奥维达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主要是做生物医药投资,而且老总都是哈佛毕业的生物博士,所以见面之后谈的非常开心。他们建议我们尽快建立领地,把规模做大,这样才能不会被别的公司打败。我觉得也有道理,这样就有了百奥维达的投资进来。我想说的是,在中国,自己拿着商业计划书去找风投不是很容易。其实这些风投一直在各个地方跑,只要看到有潜力的公司,他们就会感兴趣。还是先把自己的技术做好最好。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已经没有地方给我们扩张。非常幸运的是,2011年10月18日,位于东南五环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亦庄生物医药园开园。于是我们从这里孵化中心租了一层楼,有2000多平米。但这里没有可以做细胞培养的无菌室,于是我们把3间房近400平米进行了无菌间改造,共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同时开始进行更多的人员招聘和培训。2012年初,因为搬家、无菌间改造、过春节等等,给我们的课题造成了大面积的拖延。为了安抚我们的客户,我给每个客户写信道歉。对于不愿让我们再做下去的,我们答应全额退款。对于还想让我们完成的,我们答应免费再帮他做一两个课题。就这样,总算是客户对我们还比较同情,基本没有人追究我们的责任。 公司小的时候,管理比较容易,交流也比较顺畅。公司变大了,管理及技术上的漏洞就会比较多。首先在技术上,有一些新员工以前做过实验,把一些不好的习惯带进了公司里。另外,因为公司里招的员工几乎都是从学校里新毕业的学生,没有任何公司经验,做实验以及安排非常随意,也没有任何成本概念。于是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模块化,分成技术组(课题设计、质量控制、课题汇报等)、分子组(打靶载体构建)、细胞组(胚胎干细胞培养、转染、挑选克隆)、southern 组(阳性细胞筛选鉴定)、核型分析组(对阳性干细胞进行核型分析)、以及注射组。对所有入职的员工,不管是在哪一个组,我们都先培训3-5个月才让他们做课题。为了把技术做稳定,我们就每周开组会,讨论每一个细节。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们对所有的步骤都写了SOP。这样,我们基本可以控制每个课题的进度。还有课题在不同组之间的交接,都进行了标准化。统计之后发现,课题整体速度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大大加快,现在基本从课题开始到完成控制在了1年之内。最近3月完成的课题基本在10个月左右。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我先去准备周日哈佛医学院的华人生命科学年会的ppt。明天有时间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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