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李为
送交时间:2005/06/29 12:23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www.wuda-alumni.org) 加跟贴 加新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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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所了解的武大前校长刘道玉(3)李为 贴于2005/06/29 12:23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六、对待疾病持积极心态 记忆中校长的精力很好,但身体并不是特别健壮,最使他倍受折磨的是泌尿系统的疾病,他后来又患了丘脑梗塞,留立下了右膀臂麻胀和右手书写颤抖的后遗症。 泌尿系统的疾病困扰了他十多年,先后五次开刀,让他吃尽了苦头。90年代初,每次到京开会,时而来301医院看病,在信中经常提到这个疾病给他的痛苦、折磨。近几年,他几乎每年都要住院,但我每次电话打到医院,他的声音仍然响亮,还很幽默。在病痛严重时,他不得不实行了膀胱造□,带着引流尿袋来来北京办事。但是,他对疾病的态度是积极的,从没有失去信心。 有一次我的先生为他推荐了一种野菊花栓的药,他用过后症状大为减轻,他很高兴。专门写信谈感受。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药不在贵,能治病则灵。照此下去,有可能完全治愈。如能治愈,那真是莫大幸事,使我精力集中,可在研着方面再大干一番。”(91年10月信)可惜这付药不久便失效了。 听刘老师说,刘校长有一次差点丧命,是因为药物的副反映使他休克,由于救治及时才没酿成大祸。刘校长对待疾病与对待工作一样,他从来是不言放弃的人,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他也要去作尝试。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的效率,他又下决心接受了第五次手术。所幸的是,这次手术成功了。他的勇气和毅力让我想都不敢想,而再次冒险后,他真的丢掉了引流尿袋,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很多。 90年代末,一次校长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回来途中因过度疲劳患了脑中风,此后他的手书写都是在颤抖的状态中写出的,但字迹依旧工整、清晰。对待这个打击,他没有被吓倒。一方面他开始积极锻炼。他说每天和夫人都要到珞珈山上去走一圈,并且诙谐地说:“走,百练之首。”从95年起,每年他都有几本专着出版,有大量的关于高教改革的文章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许多文章都被全国报刊转载。 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将他打垮。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如果自己不躺下去,就没有人能够把你打倒,即使推倒了,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毅力重新站起来;相反地,如果一个人自己躺在地上不起来,那也就没有人能够把他扶起来。”所以,无论仕途的挫折也罢,疾病的折磨也罢,他从来都是坦然与乐观的。 校长的经历和人生态度,常让我情不自禁地将他与中国文学史中的中国文人精神的代表人物苏东坡、陆游、刘禹锡、李商隐加以比较。他似乎有着李商隐的执着,陆游的豪放,苏东坡的洒脱,刘禹锡的达观。他和他们一样在逆境中、在疾病中仍念念不忘国家强大,百姓安康。他那份执着与忘我的精神,让我敬佩也让我感伤。也许,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特立独行的精神和智性从来就是相通的。我常常在他们背负凝重、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精神层面上,分不清哪是哪,谁是谁。“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东坡的精神,也是校长的。“夜阑卧?听风吹,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精神是陆游的,也是校长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的精神是李商隐的,也是校长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是刘禹锡的精神,也是校长的。 七、爱读信与写信 刘道玉校长是个重视精神生活的人。在生活中,他十分喜欢读学生们的信,而且遵守“来信必回”的诺言,不管是大学生、中学生或小学生。他曾说,他不断地从青年人身上吸取新鲜思想,这是他思想不僵化和保持锐意改革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于88年毕业后,近二十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地与校长有着书信联系。从88年到2002年,他给我的手书有50封之多。 这些年每当春节之际,我总要将导师、老师、校长的书信翻出来重读一遍。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感慨,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我都会被校长的精神和真诚所打动。 校长的信件都是在他匆匆忙忙的岁月中写下并寄出的。他离开校长的岗位后,从没有真正赋闲过,他活动在四条战线上:一是化学专业的学术活动,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任务,他是中国化学理事会的理事;二是高等教育研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的教育改革,不断有教育论着出版;三是社会咨询活动,他曾经担任了武汉市人民政府两届咨询委员会主任,关注高新技术的开发;四是办学,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希望实现他的教育理念。所以,他比在武大任校长的时候还要忙。 他给我的每一封信,都会写出他的繁忙生活和快节奏的生活。几乎每封信都会谈到马上要去的地方,马上要开的会议,即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他说他每天要接待许多访客,各类新闻媒体的记者、学生、科研人员等等,因为他有一句“来者不拒”的信条。特别是节日之际,他说他总是“被动的挨打”,见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电话。 他给我的书信,大多是在到处奔波和日常活动被安排的满满的时候,见缝插针写的。然而,他的每一封信字迹都很工整,清晰。他在繁忙中写信,他的信涉及的内容很广,每一封都很认真、很真诚,他谈读书、写作、他的理想,也谈疾病,谈科学、哲学、高等教育等。 他一直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他在书信中写道:“我并不为岁过半百而自扰,壮心尚存。我愿献身到自由的文化、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这贡献也许不是一官半职所能比拟的。”(88年12月) 他一直是有着乐观精神的。他曾经写道:“我有过一个信条:‘思若大海,行为天马’。在当校长时是这样做的,既使现在,我依然坚信不已,笃行不移,我是永远乐观的。”(91年10月) 他一直锺情于改革,忘情于改革,他甚至痴情地写道:“我愿意把自己再次摆在风口浪尖上,让人们去议论,去琢磨,为了教育改革事业,即是把我碾得粉碎,我也在所不辞,我对改革的崇尚,对创业的追求永远不会变,直到生命最后一息!”(96年7月) 他数十年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筚路蓝缕,遭遇许多挫折,中箭落马之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但是他还是得到了历史的认可。1998年11月他给我的信中告诉我,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摄制组到武汉家中采访他,历时两天,制作“流金的岁月”大型专题片,其中一集叫“科学教育的春天”,主要反映他在恢复统一高考和教育改革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后来,《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谢湘等人,也对他进行了采访,写出了长篇专题报导。《人物》杂志,武汉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都赶去采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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